再见东莞：二十年工龄的中年人离场，九块钱时薪的年轻人入场

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少，对工人们来说并不全是好事，因为工作时长和收入直接挂钩。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工厂来说，在经济不好的时期，并不存在裁员的困扰，因为工人会在收入逐渐减少直到低于最低预期的情况下主动离开。

8月3日晚上六点，东莞市塘厦镇下着雨，撑着一把黑色雨伞的杜松龄准时出现在石鼓集贸市场门口。他今年41岁，个子不高，偏胖，一张神情平淡的圆脸和去年比没有什么变化。

从厂里出来之前，他专门和部门主管请了假。巧合的是，同一车间的设备维护师傅当晚也要请假——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温馨的生日晚餐。

这个比杜松龄年龄还小一岁的年轻人，据说看起来面目苍桑，头发花白，五六年前曾因包揽建筑工程遭遇工人身亡事故欠下七八十万元的债务，至今尚未还清，这给还在养家糊口的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杜松龄和这位工友是现在厂里的冲压车间里仅有的两个冲压设备维修师傅，之前这里一直是五位。晚上六点半，在石鼓集贸市场的一家餐厅，偌大的就餐区只有两桌人在用餐，旁边的儿童休息区则空无一人。

这是杜松龄非常熟悉的一家餐厅。过去五位师傅都在的时候，每个月他们都会来一次这里聚上一餐，往时儿童休息区的孩子们总是吵闹异常。

2022年是杜松龄在这个工厂做模具设备维修的第十年，他从来没有像今年的工作这般清闲过，去年这个时候，车间里一个晚上常常有多达近十个工人的模具需要他进行维修，车间里没有维修师傅在现场是断断不能。

与此同时，车间里的冲压工人现在也仅有十来人，去年这个时候，车间里大约100人。“有的人请假回家了，有的被别的部分调走了，人越来越少。”杜松龄说。

杜松龄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他和工人们来说，这并不全是好事，因为工作时长和收入直接挂钩。而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工厂来说，在经济不好的时期，并不存在裁员的困扰，因为工人会在收入逐渐减少直到低于最低预期的情况下主动离开。

2021年的春节，他度过了过去十年里最长的一个年假，休息了两个星期。他想起十年前刚进这家工厂的状况：每周有加不完的班，过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大约2015年之后，公司业务开始不比从前。至于现在，公司从来没有过这样低迷的状况。

当天刚好是周三，杜松龄目睹了厂里又一批工人去往工会办理离职。这家工厂规定，每个周三是工人办理离职相关手续的工作日。

“好多人都回家了。往年东莞每年夏天都会迎来很多暑假工，这些暑期工一般薪酬都是17到 18块钱一小时，今天我看到才八、九块钱一个小时，即便这样，很多厂也不要人，不需要。” 杜松龄说。

往年不管是东莞这座城市还是杜松龄的工厂，对暑假工的需求都很大，今年杜松龄并没有看到他的工厂招生暑假工。

“暑假工”是东莞人口中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塘厦镇的工人介绍，每年暑假，东莞会涌入大量来自各省包括广东省内的临时工人，这些工人中以尚未毕业的和刚刚毕业的学生为主。

一些同在塘厦镇工作的工人也谈及暑假工骤降的时薪，并对此颇感到震惊：在物价日益提高的时下，一个小时九块钱意味着，即便一天工作长达10个小时也仅能得到90块钱的报酬，而一个月即便按照30个工作日计，月薪也只能达到2700元。

过去几年中，伴随人工成本的日益提高，以及年轻人对于车间工作的抗拒心态，东莞的用工一直处于相对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对一些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但如今，用工似乎愈加陷入两难：在年轻人不愿进入工厂的同时，工厂的薪酬又一再压低。

不过，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既然市场如此定价，就意味着依然有人愿意为这九块钱付出一个小时的劳动。

一位在塘厦镇的劳务介绍人员自谓，因劳务市场的行情寡淡，已经歇业两个多月。8月3日深夜两点，这位暂无工作在身的劳务工作者出现在塘厦镇平山市场一处生蚝烧烤摊前喝啤酒，并和他的伙伴闲聊。

杜松龄不是生产的主管，但他依然能够感受到公司业务量的锐减，他认为业务量可能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是三分之二，他的冲压车间人数减少了80%以上，其他车间或许要好些，但也是相对。

两三年前，这家公司在越南建立了一家分厂，同时在广东省的河源市购入了更大的地皮，以应对东莞逐渐上涨的生产成本。过去几年间，这家东莞工厂陆续派遣技术工人去往越南，对越南的工人传授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不过杜松龄并不愿意去往越南，疫情防控让出入境变得麻烦，他不希望回家之路变得更加地艰难。

“从6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不上班，不过礼拜六还要上一天，到了7月份的时候，尤其是进入下半个月，都已经是双休了。”杜松龄说。

杜松龄也在随时准备好离开，如果工作时长再减少下去的话。杜松龄是一家三口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今年过完年后，原本同在东莞工厂上班的妻子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就读初中。

对于杜松龄来说，这边的读书还是贵，民办学校读个小学和初中一年都需要两三万元，高中更贵。这还只是交给学校的钱，如果加上生活费会更贵。

读书贵是一方面，他还觉得，在东莞工作了二十年但始终没有在此安下一个家。对他来说，东莞始终还是漂泊的异乡，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才是让他感觉内心踏实的地方。

杜松龄的住处距离石鼓市场不远，一个月租金五百元的小屋子。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知名于全球的“世界工厂”，以相对低廉的租金水平，给了杜松龄这样的几百万车间工作者一个容身之地。不过，动辄均价三四万元以上的房价，又让杜松龄在此安家的梦想彻底破灭。过去几年，东莞成为国内房价涨势最为凶猛的城市之一。

杜松龄在湖北老家租下了一块五百平米的土地。他计划，一旦真的决定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东莞，就回到湖北老家，和堂弟一起搞养殖。对年过四十的杜松龄来说，和东莞说再见，已经是近在咫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