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劳工权益的人，为什么失联至今16天？

2026年9月14日之后，小五的社交账号没有再更新过。

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他的朋友们用能想到的各种方式联系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小五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知道他的人，多半是通过一个公众号，叫“恰帕斯东风电视机”。这个号的最后一次更新停在2026年2月15日，是一首诗。诗的开头，就是上面那句《卡拉马佐夫兄弟》。

朋友们在寻人启事里说，小五失联前，“恰帕斯”上一篇长达十万字的《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被删除了。

寻人启事里还列了他关心过的事：骑手、白领、农民，宁愿辞职也不加班的年轻人，被内卷耗竭乃至猝死的中年人，无法退休的老人，巴勒斯坦人的诗歌，伊朗民众的处境。以及一个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的计划：成立一个“废除工作研究所”。

一个人失联了，人们很自然会问：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这篇文章想沿着他关心过的这些事，一件一件看过去。然后回答一个问题：他说过的那些话，在我们自己的法律、政策和历史里，站不站得住？

一

在往下说之前，先说说“失联”这个词。

它很年轻。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在飞往北京途中消失，此后的新闻里反复出现“失去联系”四个字，媒体把它缩成了两个字：失联。这个词只用了半年，就被收进了《现代汉语词典》；那年年底，它入选了年度十大流行语。

它最初描述的，是一架飞机。

后来，它被用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

失联当然不总是坏事，更不总是和什么隐情有关。2016年发布的一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估计，全国每年走失的老人约有50万，平均每天1370人，大多是因为迷路、失智。有人出了意外，有人病了，有人只是想一个人待一阵子，关掉手机，谁也不见。

小五属于哪一种，他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但“失联”还有另一种用法。

2025年7月，公安部副部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

2024年，全国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44起。

这些数字大概是真的。一个人深夜走在国内城市的街头，确实比在很多国家更安全。

只是，“安全”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不被陌生人伤害；另一种是，如果有一天你被带走了，你的家人能不能知道你在哪里。

法律里有几种措施，可以让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从家人的视野中消失，而且是合法的。

一种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按照《刑事诉讼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犯罪的人，可以不在看守所，而是在办案机关指定的地点被监视居住，最长六个月。另一种是刑事拘留：法律要求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以暂不通知。

还有一种来自《监察法》，叫“留置”，针对的是公职人员和与之相关的人：留置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可以延长三个月，特别严重的还可以再延长两个月。法律同样要求24小时内通知单位和家属，同样留了一个例外：“有碍调查”的，可以不通知。

2023年2月，投行华兴资本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说公司“未能联络”董事长包凡。十天后，公司确认，他正在配合有关机关的调查。两年半后，他才重新露面。

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尚且如此，一个普通人要是失联了，他的家人去哪里问呢？

这些措施用在谁身上、用了多少次，并没有公开的统计。

我们不知道小五的失联和这些有没有关系。也许没有任何关系，也许他明天就会出现，说自己只是出门走了走。我们希望是这样。

只是，一个人写骑手、写农民、写竞业协议，在一篇十万字的文章被删之后不久失联了；而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里，又恰好写着“监狱”两个字。他的朋友们会担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所以，有必要看一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

先说最刺耳的那个：“废除工作”。

寻人启事里说，小五认为工作如此反人类，是时候废除它了。他想讨论的，是“做四休三”的可能，怎样消除对不工作的人的污名，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

这些话听上去离经叛道。但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历史翻开，会发现为“少工作”说话的人，一直都在，而且站在很显眼的位置上。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发起了一场“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最低工资、保护女工童工，并主张“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

一个月后，1922年9月14日凌晨，江西萍乡安源路矿的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工人们喊出的口号是：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这是党史上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一百零四年后的同一天，9月14日，小五的社交账号停止了更新。

后来的事，写进了法律。

1982年的《宪法》第四十三条写着：

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工作时间也确实一步步缩短过。1994年3月1日起，全国实行“大小礼拜”，每周工作44小时；仅仅14个月后，1995年5月1日起，改为每周五天、40小时，也就是今天的双休日。

从每周六天到每周五天，只用了一年多。今天有人问能不能再少一天，并不比当年更出格。

2021年8月，人社部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超时加班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明确认定：“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996”，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2024年11月，国务院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202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专门写了一条：保障休息休假权益，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

同一时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写进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

至于马克思——写进宪法序言的指导思想的源头——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这样描述人的自由：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说要少工作的人，并不孤单。他的前面，站着《劳动法大纲》、安源的矿工、宪法第四十三条和《资本论》。

当然，现实是另一回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6小时。这是这个数字连续上涨九年之后第一次小幅回落，仍然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

至于“不工作的人的污名”，求职市场上有一个现成的词：空窗期。

2025年3月，豆瓣上一个话题一度很热：“现在gap一年比gay一年还严重”。上万名网友发帖，讲简历上的空窗期如何成了“污点”。有人自嘲：gay还能藏，gap藏不住，面试时会被反复追问。

上海《劳动报》2024年的一篇报道里，北京的肖爽因为公司裁员、又怀孕待产，空窗了一年多。她说，大部分HR看到空窗期一年多就直接不回复了；也有人直接告诉她：“简历很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空窗期超过半年我们就不考虑了。”最后，她降薪近一半才找到工作。太原的毕女士考研失败，空窗了半年多：“几乎所有HR都要问我空窗期干啥去了，说了实话大多就没有下文了。”她最后找到的工作，月薪2300元。

报道里，一位律师说，空窗期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是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拿它来筛人，“无疑是一种较为隐形的、新的职场歧视”；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副教授说，所谓求职空窗期“对企业用工本身是无意义的”。

小五说要消除对不工作的人的污名。这句话，和《劳动报》上的律师、学者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三

小五关心骑手。

寻人启事里说，他曾向平台、政府和消费者发起倡议，反对通过点外卖把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嫁给骑手，也反对平台用跑单奖励来替代劳动保护。

这些主张，听起来像是在跟平台对着干。可如果对照一下这几年的政府文件，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一回事。

《宪法》第四十二条说，国家要“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

2012年，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

但这份办法的对象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而大量骑手和平台之间签的并不是劳动合同，而是承揽协议，或者被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法律上，平台不是他们的雇主。于是，法定的高温津贴，在骑手这里常常变成了平台设计的“天气红包”和冲单奖励。

这个缝隙，政府是看到了的。

2020年9月，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刷屏。一家中央党报随后发表评论，其中一句是：

算法是无情的，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冰冷的系统增加人性的温度。

2021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要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在线率，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外卖送餐员在法定节假日、恶劣天气、夜间等情形下工作的，适当给予补贴。

同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全国总工会等八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在制定和修订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算法时，充分听取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的意见。

2025年夏天，人社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25年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里面写着：指导督促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接单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采取延长配送时间、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增加工间休息等措施；指导平台企业建立补贴制度，为室外工作的劳动者增发高温补贴。

把这段话和小五的倡议放在一起，几乎分不出哪句是谁说的。

政府之所以一再发文，是因为代价是真实的。

2022年夏天，极昼工作室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全国13个省份35位中暑离世的人。在能确认年龄的22人里，60岁以上的有14人，最年长的80多岁，最年轻的20岁。他们中有外卖员、装卸工、门卫、环卫工、纺织工、快递员。

同一年7月6日凌晨3点多，上海青浦，一个20岁的大学生在暑期兼职装卸快递时，在一个近乎密闭的集装箱里倒下，被诊断为劳力型热射病，多器官功能衰竭，至今无法独立行动。这起案子今年7月才终审判决：物流公司赔偿约111万元。法院的理由是，公司无法证明事发时采取了充分的防暑措施。

从倒下到判决，用了四年。

2025年9月，网上出现了一份题为《高温沸腾时代，如何保护烈日下的外卖骑手》的调研与倡议。作者们在多个城市做了小范围调研，文中引了骑手的话：

干了两年专送，从来没听说过有高温津贴，最多站长开会的时候偶尔给骑手发个饮料。

他们向平台提出：取消高温补贴的单量门槛；日温超过35℃时上涨配送费、放宽考核；日温超过40℃时，全职骑手自动暂停派单。他们向政府提出：修订《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把外卖员纳入进来。他们向消费者提出：高温时段少点外卖，给骑手递一瓶水。

这份倡议的署名是几个化名。它和寻人启事里说的是不是同一份，小五是否参与其中，我们无从确认。但可以确认的是：它提的每一条，方向都和人社部的通知一致。

制度也在往前走。2025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17个省份；今年，试点推向全国，参保人数已接近3000万。

四

小五也关心白领。

他批评竞业协议的范围被无限扩大，说竞业禁止已经演变成一种延长劳动者对企业人身依附关系的协议，劳动者需要赔一大笔钱，为自己“赎身”。

这话说得重。可说类似的话的，还有最高法院。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问题出在最后半句。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556份竞业限制纠纷的判决书，发现79%的被限制者，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这其中，77%是基层员工：客服、销售、培训师、工厂工人、前台、保安、保洁。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一些用人单位不区分劳动者是否知悉商业秘密，一律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劳动者离职到竞争单位后，就要求其承担高额违约金，“明显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有一个案例被媒体反复提起。一位在跨国运输公司做客服销售的年轻人，离职后被前公司索赔80万元，而公司每月付给他的竞业补偿只有300元。他仲裁败诉，上诉后才赢。官司期间，他患上了重度抑郁，体重涨了50斤。

另一起更受关注的，是拼多多前员工“唐同学”。2025年8月，上海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他支付违约金108万余元。他说自己从没收到开庭通知，仲裁委采用的是“公告送达”，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裁决。他说，自己在那里干了五年，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6天，离职本来是想获得解脱。

2025年8月1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9月1日起施行。陈宜芳在发布会上说：

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地域、期限等内容应与劳动者知悉、接触的商业秘密相适应，超过部分无效。

根据这份解释，没有接触过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竞业限制条款对他不生效。同一份解释还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

小五批评的，正是最高法试图纠正的东西。

五

小五关心农民。

寻人启事转述了他的一个观点：“农民非要到城里去打工不可”这种主流认知，构成了当今城市中心主义的霸权话语；农村作为被制度性剥夺的地区，还在持续遭受道德上的贬损。

“城市中心主义”这个词很学术，但它批评的东西，中央的文件里也批评过。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时，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标题里就写着“以人为本”。计划明确，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以退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也就是说，农民进城，不应该以放弃乡村为代价。这和小五说的，方向是一致的。

可现实的数字是这样的。

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是3.0115亿人，平均年龄43.3岁，50岁以上的占32.0%。2008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34岁；2010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12.1%。

也就是说，当年进城打工的那一代人，现在大多还在打工，只是老了。

他们老了以后能拿到什么？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中央确定的最低标准，2025年是每月143元。今年再提高20元，到163元。领这笔钱的约1.8亿人里，七成以上是农民。

2025年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召开会议，提出要“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了很多讨论。一种解读是：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人了，农村也接不住那么多人。

还有“无法退休的老年人”。2025年1月1日起，渐进式延迟退休开始实施：用15年时间，把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从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里写明，这项改革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所谓“弹性”，意思是不强求每个人都干到最后一天。

对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来说，多干三年也许只是多干三年。对一个在工地上扛了三十年水泥的人来说，那是另一回事。替后者说一句话，也正是“弹性实施”这四个字本该照顾到的。

七

小五还读巴勒斯坦人的诗。

这一点，也许是他身上最不需要辩护的地方。

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我们看重的是道义，主张的是公道”，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一个年轻人关心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读他们的诗，和外交部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给公众号取的名字“恰帕斯”，是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原住民农民曾为土地起来抗争。朋友们给他列的身份里，有“愁容骑士”，那是堂吉诃德的名号；还有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话：寻找那个“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人”。

这些都是书里的东西。读书，不违法。

六

把小五说过的话一条一条摆出来：

要少工作、要休息，宪法第四十三条和《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写着；

“996”违法，人社部和最高法说过；

骑手需要高温保护，人社部的通知写着；

竞业协议被滥用，最高法的庭长说过；

农民进城不该以放弃土地为代价，国务院的行动计划写着；

支持巴勒斯坦人，外交部说过。

他做的事，是写文章、发倡议、整理公开的新闻。《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就我们能看到的公开文字而言，找不到他哪一句话越过了法律。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因为说了这些话而遇到麻烦，那么需要回答问题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

当然，我们仍然希望，事情根本没有走到那一步。

七

《劳动权益事件盘点》是一个民间写作小组每年元旦前后发布的长文。从2021年写起，到2025年，已经是第五份。2022年那份约两万五千字，2024年约四万五千字，2025年十万多字。写作组的署名每年都换，都是菜名：三鲜焖子大排档，草菇炖鸡，海南椰子鸡米饭。菜名后面是一长串化名，2025年有十九个人。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

把劳动者的处境和要求公之于众，这件事一百年前也有人做过。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发出通告，把《劳动法大纲》公开出来，请各地工会和工人讨论、响应。

2022年那份盘点的前言里，编者们许了几个愿，其中两个是：

我们希望，如果不快乐，我们可以不劳动。

我们希望，我们记住彼此，记住还有许多不幸者，记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

2024年那份的尾声里，一位署名“俄耳甫斯”的作者只写了三行：

这是我今年能做的，仅有的事情了。

工作是一种结构性暴力，这是一片废墟，你我皆立于瓦砾之间。

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变，必须从记住开始。

小五在这些年里做的事，大概也是这样：记住骑手，记住签了竞业协议的年轻人，记住回不去城市也回不去乡下的农民，记住退不了休的老人。

现在，需要被记住的，是他自己。

在2月15日那首诗的末尾，小五写了这样几行：

想到下一次见面时，

我们会处在怎样的监狱里，

而你仍然坚持为我祝福。

写下这几行的时候他在想什么，现在没有人能回答。

但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那份通告里写道，要“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在当时，这还只是一个要求。

一百年后，这些权利都写进去了：休息的权利，在宪法第四十三条；劳动保护，在第四十二条；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在第四十一条。一百年前的要求，成了今天的法律。

小五做的，不过是把这些法律里已经写着的话，对着骑手、对着白领、对着农民，再说了一遍。

一个健康的社会，把宪法里的话再说一遍的人，不应该下落不明。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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