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方舱，难入家门

5月3日凌晨，高强经历了人生中几乎最难熬的夜。凌晨4点的上海气温降到了15℃，穿着单衣的他坐在浦东新区仁怡苑小区门口的水泥地上，身旁是黄白相间的警戒带和一排绿色的共享单车。

陪伴他的，还有20多名同事。他们就职于浦东新区康桥镇的一家科技公司，考虑到上班方便，他们大多租住在公司附近。

3月下旬，康桥镇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公司要求他们“闭环管理”，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公司陆续有员工被感染。高强也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于4月22日进入浦东新区大家后援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4月26日和27日，他们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5月2日，他们获准出院，拿到了《解除隔离医学证明》，当天下午被转运回所在小区进行为期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根据通报，上海市这一天有3981例本土确诊病例出院，2712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令高强意外的是，在终于可以回家时，他被小区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居委会提出，他们需要出示48小时以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小区居民零零散散地下楼，人越来越多，面对门外的 “不速之客”，他们高声叫喊，希望阻止康复的人进入小区。

他不理解。在4月26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曾强调，《解除医学隔离证明》是出院人员核酸阴性报告和健康码绿码的等效凭证，对于已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各区村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他们返回居住地。

居委会负责人解释，48小时核酸阴性的要求是为了安抚小区里的部分高龄老人，他们认为从方舱出院的人是不安全的，因此不想让高强等人进去。

不止高强和他的同事们，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接到多起求助，一些从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难以进入小区，甚至只能住在街边的帐篷里。他们有的正与房东发生纠纷，有的以群租房、房屋违建等问题被社区拒之门外。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些小区居民的不理解和对转阴的阳性感染者隐隐的歧视。

66岁的老人张新容已经在帐篷里住了22天了。4个钢架支撑起蓝色帐篷，蒙着青色的编织袋做门帘，“床垫”则是地上一层一层铺起来的纸箱壳子。这是黄浦区小东门街道附近的一个临时救助点，藏在附近拆迁楼房的小巷中。从方舱医院出院后，张新容被小区拒之门外，民警将她带到这里，“看哪个棚子空，你住到里面”。

张新容一看心凉了，“没有床、没有电，又没水，洗个脸都洗不成，日子太不好熬了。人家还不错，给我盆子。”她的邻居有“流浪汉”，也有因“封控”回不了家的人。这里每天定时有人送来盒饭，也有警察送来抗原检测试剂。

天渐渐热了起来，她只有冬天的衣服，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就像蒸锅。晚上阴冷潮湿，没有被子，她就盖着纸板子睡觉，冻得直哆嗦，第二天再把纸壳子挂起来晒一晒。有时地上的蜈蚣会爬上她的手和腿，她吓得不得不坐起来等到天亮。

原本她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楼梯间里，每月交租金800元。3月底，因核酸结果呈“阳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去方舱，“让我把防护服穿着自己走出来，带点日用品，我也不知道啥叫日用品。”张新容慌忙中就抓了一条毛巾，担心冷，她又抓了一件衣服。连手机充电器都没拿，就被带到了上海世博展馆方舱医院。

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她在上海举目无亲。平时在街上卖些杂货，每天赚上三十几元。在方舱医院里，张新容吃上了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饭菜，但她仍忍不住焦虑，“房租还要交，要想怎么找钱。”她想要尽快出院，“一天也不知道干个啥，只能在这空等着，时间过得快得很。”

4月11日，她“开心得不得了”，两次核酸结果阴性，她挨到了出院，被转运回小区。“小区进不去了，说再发现阳性又要14天了。”她多次要说法，得到的回复是，她租的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清退，所以她不属于小区居民。

“借（租）的时候没有说是违章。”张新容不理解，她的心血都放在这间房里。当天晚上11点，她又去求门口的保安，说不进去住，拿个换洗衣物、充电器、牙刷牙膏就出来。但未能如愿。

“这个人不属于这里的租户。” 5月2日，小东门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住在楼里三层半的位置，是自己搭的房子，她有儿子，但儿子不管她。平时在外面卖些小百货。

就这样，从4月12日开始，张新容住进这个帐篷。她数着自己过了“国家规定的7天（居家隔离）”时间，去问，还是不让她进。即便到了第14天，同样不行。

夫妇俩和儿子租住在闵行区梅陇镇行南村一个小区。4月18日前后，他们相继被检测出核酸阳性，曹明的老伴儿被送入定点医院治疗，另两人进入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5月1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到曹明女儿的求助称，曹明夫妇分别于4月27日和29日出院，因为与房东的租赁纠纷，被小区以“你不是我们的居民”为由拒绝进入。29日晚上，夫妇俩先是在停在小区外的车里待了一晚，第二天，车子发动不了，民警给了他们一顶“救灾帐篷”暂时安顿，没有食物没有水，只能吃定点医院带出来的面包。

5月2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曹明与房东的纠纷源于涨房租。在3月底房租即将到期时，房东提出将1350元的房租提高到1700元，加上平时水电收费不低，他无法接受。这位安徽大爷尽管身体里有7个心脏支架，却性格固执，嘴里不饶人，对房东出言不逊。双方还未达成一致，曹明一家就进了方舱。

解除隔离后，房东不愿续签，希望小区不要放他们一家进入。曹明的儿子曾在微信中向房东提出，疫情封控期间找不到房子租住，愿意支付租金，希望能暂时让母亲回家修养。房东表示，“我说也没用啊，帮你问问吧。”

下沉到这个小区的一位干部向记者介绍，一方面，房东表示受过曹明多次辱骂，不愿意再将房子租给曹家人。另一方面，小区居民都表示不希望他回来。

“曹明曾不戴口罩在我们小区瞎晃悠，辱骂推搡小区的志愿者，经统计有23名，辱骂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小时，被辱骂的原因是比如请他戴好口罩，或者不要在河边烧火，他完全无法沟通。”这位下沉干部介绍，“他在小区的活动轨迹，跟小区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分布高度重合。很多小区居民都愿意大家凑点钱，给他提供些路费，请他回乡。”

他表示，该小区其他从方舱医院康复出院、从隔离酒店返回的200多人，都顺利地回到了小区。目前有关部门已为曹明一家启动了临时救助程序，7天内提供帐篷和三餐。至于房间内的物品，他们可以在小区解封后运走。如果着急，也可以在民警等第三方的监督下，由小区志愿者打包送出。

去年，这个安徽姑娘毕业以后来到上海工作，师姐给她介绍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个卧室被二房东放进了9张上下铺，加上住客厅的房东一共15个人。“不做饭750元一个月，做饭800元。”

直到本轮上海疫情中，一位室友下楼参加核酸检测回来，“有些咳嗽，也没怎么吃饭，睡了两天”，起初吴苗也没太在意，“以为是感冒了”。4月14日，这位室友的新冠抗原试剂检测“两道杠”，吴苗感到害怕，要求房东赶紧上报请人来复核。

“她怕别人知道这里面住着十几个人，一开始就只上报了9个人。”吴苗回忆，第二天室友们渐渐有了一些症状，她没有发烧，不过“嗓子哑了，浑身难受”。室友们检测出了三个抗原阳性，二房东眼见瞒不住了，才上报了上去。

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疾控中心上门做了核酸检测。4月17日，吴苗和室友们就被转运至新国博方舱医院。在那里的第一天，她得知可以做志愿者，“当时只是鼻塞、嗓子不舒服，其他没什么感觉”，就主动报了名，希望能帮助分担一点。

在方舱期间，她帮助医务人员分发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帮新来的患者填写入院登记，还要帮一些年纪大的患者操作手机。出院时，她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出具的志愿者证书。

4月26日上午11点多，她和室友们获准出院，被方舱的转运车辆送到小区。在门口他们被保安拦下，说要“请示领导”。随后被告知，小区只承认“登记过的”8个人，吴苗和另外4名室友被以“群租房违法，你们不是小区居民”为由拒绝进入小区。

吴苗说，二房东也和他们“撇清关系”，要把房租退给她们，而进小区的人房租要涨到1000元。房东还转来小区业主间的微信聊天截图，有业主表示“外来群居的人很狡猾，说原来是住在哪里，出舱就回到哪里。我们要同意有暂住证的回来，其他一概不能进。”“送回来，势必会形成群体冲突。”

“我也知道我们这边是群租的房子，但是即使要整治，也要等疫情封控结束，这期间要给我们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吴苗说，自己当时很无助很无奈。几个人当晚在辖区派出所门口坐了一夜。

4月27日一早，她们再次到小区门口交涉，吴苗得知，前一天小区组织核酸检测，获准进入的8个室友中，有4人被检出阳性。“我们也有点担心，怕疫情再扩散了，就给居委会打电话，看能不能安排我们也做核酸，如果是阳性把我们一起送回方舱。”但这一请求未获许可。

吴苗感觉，小区居民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她和室友都听到开口骂“外地人滚出去”，双方从口角升级肢体冲突。吴苗被推搡在地，事后医院诊断为右臂软组织挫伤，进行了石膏固定。

当天下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现场，小区所在的居委会书记告诉记者：“这次她们出去隔离，我们才知道里面住了十几个人，吓了一跳。”根据规定，这套房子最多只能住8个人，他也请示过街道，“住这么多人肯定不行，不安全的。”

一位小区居民情绪激动，表达着他的不满：“她们说出院就是健康的，她一起回来的人，其中昨天回来4‘只’是‘羊（阳）’。我们居民都怕死了，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家都是老头、老太太。小区封控以来，物业瘫痪，都靠业主自救、自立自强，把他们放进去，再有阳性，又是14天，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散了，功亏一篑，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扇门。”

这也是一些居民不愿小区接受治愈出院出舱的阳性感染者的顾虑。他们在网上反映，小区有邻居从方舱返回后“复阳”，楼内人员没有跟他们有任何接触，“复阳”后封控14天的时间又被重新计算。

对此，在5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介绍，实践研究证明，在恢复期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检测Ct值≥35的时候，样本中是分离不出活病毒的，这意味着这样一些患者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了。

他强调，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标准出院（舱）后，不列入社区筛查对象，居家健康监测6天内无需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第7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由属地安排专车将其转至公立医疗机构检测，或由医务人员上门采样送公立医疗机构检测。

如果核酸检测Ct值小于35，按照规定应当立即转运至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进行隔离管理，该人员的检测结果不影响所在楼栋、小区的“三区”划分。

在小区门前对峙了近8个小时，筋疲力尽的高强选择了妥协。5月3日0点，他徒步前往5公里外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那里已经是最近的24小时开放核酸检测点了。

行走在空旷的路上，高强感受到阵阵凉意。“根据规定，明明《解除医学隔离证明》就等效于核酸阴性的证明和绿码，但他们（居委会）说要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就要我们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却没有任何的安排。”

“无论是协调人来采样，或者是派一些车辆送我们去检测，不论行动快慢，如果能有这些准备，我们不至于这样。”高强说。

等待核酸报告时，他听到小区保安的嘲讽，“就剩你们俩的结果了”。“事情没有落到你身上”，他没好气地回。“是，碰上你们就是倒霉，你们阳性的活该”，他没忍住心中的火气，和对方争吵起来。

成为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后，高强没少看到“小阳人”“羊”之类的称呼，但他一般会当作玩笑一笑了之。这次他忽然觉得深受歧视。

随着上海市治愈出院出舱的阳性感染者日益增多，有的小区微信群里“欢迎回家”的字样盖起了楼。从方舱出院前，高强曾在微信群里咨询过邻居，大多数人表示，按照规定足不出户，做好自我管理，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张新荣就不敢告诉她的流浪汉“邻居”，自己曾感染过新冠病毒。“让他们知道了，就该离我远远的，不会和我说话了。我没有充电器，有时候要求他们充电，他要是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恐怕恨不得离我八丈远。”

她感受过那种歧视，“都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话，没脸面跟谁讲话，犯了多大的罪行一样的。很难过。”平日里一位“阿姨、阿姨”叫着的熟人，如今在大街上偶遇，都不愿意停下来和她讲个话，边走边跑。张新荣试着喊住他，对方摆摆手说没空。

5月3日，张新容离开方舱医院，入住街边帐篷的第22天，小东门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街道已将张新容安置到收留点。“我们现在把她安置到西钩玉弄的一个收治点，那里就餐、休息、洗浴都配备的，而且还有专人的管理。”

4月18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21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2075例，出院出舱人数共计23286例，首次超过当日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从那天起，截至发稿，上海市共通报出院出舱381412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顺利回家。

经过协调，4月28日，吴苗和室友们被送入附近酒店隔离安置，每人每天只需缴纳40元，有好心人给他们送来锅和米面。吴苗去验了伤，希望能追究将她推伤的人的法律责任。她的室友则劝她不要闹了：“本来得病就不敢让人知道，这也不是啥好事，形象一丁点都没有了，真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