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平台和中介：该如何保障家政工的劳动权益？

2021年中国家政业的市场规模超过万亿元，可谓朝阳产业，而在3500万家政从业者中，超过九成以上是女性，而且是农村妇女和城镇下岗女职工。对政府来说，家政业在促进女性就业和改善民生方面作用巨大，可谓“小家政、大民生”，因此过去几年政府积极开展“百城万村”家政扶贫项目，为城市家政企业与贫困地区女性牵线搭桥，以就业来助力脱贫。但是，从家政女工的劳动状况看，她们的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有时连基本工资都得不到保障。

今年7月份，深圳市互联网家政平台“轻松到家”暴雷事件将家政业的“欠薪”痼疾再次曝光于众。实际上，家政业一直都存在欠薪问题，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尤其是2015年家政业开始平台化后，欠薪的频率和涉及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家政工”、“欠薪”等关键字，我们可以看到多起由于互联网家政服务平台暴雷而引发的欠薪事件。比如2019年，130多位北京的家政女工联名控诉体量庞大、号称“中国家庭服务O2O模式首创者”的“管家帮”欠薪，被欠的薪酬人均几万不等；今年6月，另一个家政平台“好孕妈妈”暴雷，遭遇欠薪的家政工高达300多位，累计共被拖欠超过220万元。

家政平台曾宣称要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家政业“规范化、标准化和职业化”发展，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为达到这一目标，家政平台不断对家政工进行标准化和系统化的培训和管控，但很少提及如何保障家政工的权益。因为家政工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身份，“法外之人”被固定在非正规就业的位置上，陷于“无保障”之中。

平台家政工人被欠薪的直接原因是家政平台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而资金链断裂是大多数互联网O2O平台烧钱扩张的宿命，因为它们看重的不是实体的生产经营，而是在玩不加节制的金融游戏。早在2015年，从外卖餐饮、美容美发到家政保洁服务等生活服务业都搭上了O2O的快车，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通过提供各种优惠补贴来吸引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加入，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并将其他对手踢出赛场，据统计，在这个金融游戏中资本规模高达300亿人民币。但是这种“烧钱”抢占市场份额的O2O模式为平台家政工频繁被欠薪的命运埋下伏笔。

已经爆雷的家政平台通常都采取预付卡模式，用低于每小时支付给家政工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以拉拢消费者，并通过融资的方式，不断填补资金窟窿。这样一个“拆西墙补东墙”的做法，只为满足家政平台无序且无限扩张的野心。比如，暴雷的 “轻松到家”早在今年年初时就已经出现了拖欠家政工工资和加盟商货款的问题，但它们仍不断加大促销力度，靠各种补贴赠送扩大经营规模。

相比起依靠常规性业务经营，家政平台依赖风投融资，并盲目地把钱用于追逐市场和规模的扩大。而一旦风投融资不到位，或者资金回流出现问题，就会波及到最底层的家政工们，导致她们被欠薪。即使通过法院维权胜利，她们也会因为家政平台的空账而无法拿回自己的合法报酬。就这一点而言，家政工最终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牺牲品。

有调研表明，线下传统的家政公司中多达九成在用工管理上采取中介制，即使在平台化的趋势下，中介制仍未改变。在这种用工模式下，家政工通过中介公司与雇主建立劳务关系，而与中介公司或建立劳务关系，或连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如“管家帮”在与家政工签署的合同中写明三方确认“甲方（指雇主）和丙方（指家政工）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系劳务合同关系”，“乙方（管家帮）和丙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关系”，刻意规避自己与家政工建立任何关系，进而甩开需要承担的用人单位责任。这不仅导致家政工在被欠薪后追讨工资甚为艰难，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亦缺乏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

由于家政工签订的是劳务合同，所以一旦出现追讨工资的纠纷时，她们很难依据《劳动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无法去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亦不能走劳动仲裁，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大大增加了她们维权的成本。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在处理家政工讨薪的案件时就出现过在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6500元工资败诉后，336元的上诉费让家政工放弃了上诉，放弃去追讨她们本应得的劳动报酬。

而且，由于不能和家政公司或雇主建立劳动关系，家政工的工作时间、福利待遇、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等都不能得到保障。特别是在疫情下，家政行业受重创，失业的家政工失业甚至连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返乡与回城间来回奔波、折腾。

跟外卖骑手的“万元神话”类似，家政工一度因为月平均工资达9369元而冲上微博热搜，但这看似高工资的背后，是月嫂一连26天，接近24小时都需要保持工作状态，挑起照顾孩子和护理产妇的高强度工作换来的。

有媒体报道曾根据2021年“阿姨来了”家政平台的调查数据来计算在丧失了劳动法赋予的劳动权益后，月平均工资为5160元的家政工（家务员）的实际工资：以住家家政工为例，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长达十多个小时（如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每周单休，需要照顾一个家庭的起居饮食。考虑到超时工作无补贴、社保和假期的缺失等，家政工的月平均工资实际为2332.94元。这样算下来，她们的实际工资仅比北京市2022年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320高出十多块。

此外，由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家政工们因超时工作和超量工作却低薪而导致劳工权利被严重剥夺的状况常常难以被看到；同时家政工们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同时也需要提供情感劳动满足雇主的需要，这亦导致家政工常常需要承受者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会遭到来自雇主的骚扰。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提出要“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在员工制模式下，家政企业需依法和家政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法落实其劳动权益。虽然有评批指出，“这份文件仍然在规避中介制和自雇佣下家政工的社会保障、休息权和劳动报酬等问题”，尤其是在以中介制家政企业作为主体的家政市场下，这意味着大部分的家政工仍旧无法得到保障。

就这层面而言，政府对家政工的权益保护上还是较为保守，但这也不能完全否定了“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对落实和保障家政工的积极面向，毕竟这是政府尝试承认家政工合法劳动者身份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多的中介制或自雇制度的企业往“员工制”转型有助于家政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得到保护和落实。

除了上述讨论的通过规范市场行为来切实保障家政工的劳动权益外，我们还可以推动在分配领域重构家庭服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即将家政服务亦纳入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比如，为应对我国老龄化的需求，政府采取“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方式，大力发展家庭公共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

同样，面对家庭各种繁重的照料需求，如照顾老人小孩，料理家务等，政府也可以在社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家政服务一并纳入到家庭公共服务中，这样政府作为参与主体，既能领头规范家政行业的发展，又起到监督作用，切实保障家政工的劳动权益。

家政服务的公共化亦能有效打破所谓家庭/劳动的公私二元划分，重申家政服务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积极改善家政工的社会地位，让家政工不单单只是一份“谋生”的工作，更是一份体面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