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快递员日送556件过劳猝死 工会官僚“属地主义”顽疾令工人维权难寻“娘家人”
来源网站:cl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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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工会, 快递员, 中国劳工, 工伤认定, 劳动关系, 就业形态, 北京, 通讯, 家人, 总工会
涉及行业:交通物流业, 邮政/快递, 服务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北京市
相关议题:就业, 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平台劳动, 工伤/职业病, 工会, 压迫行为
- 快递员因过劳猝死,但公司拒绝为他办理工伤认定和承认劳动关系,工会也未能提供实质性帮助。
- 平台经济的野蛮发展导致政策文件多以“补丁”的形式对权益缺失作出补充性的救济,工会改革速度跟不上行业平台化、零散化之变化。
- 快递公司将工人“包装成个体户”逃避法律责任,但根据当前的法律,快递公司几乎难逃劳动认关系认定。
- 工会官僚化的“属地主义”问题令工人问题被“踢皮球”,工会无法直接办理个案,只能将个案转介,缺乏实质性帮助。
- 工人权益保护仍面临困难,需要政策和制度上的改革。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中国劳工通讯近期发布《外卖骑手研究报告:官方政策难追平台发展 工会形式主义或将再错失为骑手维权机会》,指出快递、外卖等平台经济在野蛮发展多年之后,官方虽然开始颁布文件尝试维护骑手权益受侵害问题,但是政策文件多以“补丁”的形式对权益缺失作出补充性的救济,而工会方面的改革速度当然就更跟不上行业平台化、零散化之变化。
去年12月北京大红门就有一名快递员过劳猝死,因为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公司没有为他办理工伤认定,也不承认劳动关系,而这理应是工会出手之际,而工会官僚化的“属地主义”问题却令工人问题被“踢皮球”。在事件发生时,工会所谓“送温暖”的工作也根本没有解决平台用工的实质性问题,反而沦为了形式主义。
北京快递员日送556件快递猝死后 公司立刻将他踢出群组
事发于2022年11月3日,已在北京干了十年快递员的赵武涛如常在凌晨4时30分起床,只因他的主管前一天的讯息“所有人明天早上五点上班”。当天赵武涛如在丰台区送快递,但早在前一天赵武涛已经咳出粉红色的痰,而因为邻近双十一的关系,赵武涛在前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四小时,由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8时半。直到11月3日8点,赵武涛的胸口发痛,迫不得已下到医院,南苑医院的医生为他检查,发现赵当时有重症肺炎、充血性心力衰竭,咳嗽带血且胸闷气短。这时医生要求赵马上留院治疗。但赵武涛应该因为没有在北京没有社保,一旦要在北京治疗,将会赔上一笔巨额医药费,因此他坚持先出院,再回老家河南,但他的身体根本就难以让他这么做了。
在赵去世前,经理在微信群向员工发出的信息(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64622159522923038)
在当日下午五点,赵的情况急转直下,医生用赵的手机向他的老板发微信,拍了一张赵身上接上了很多仪器的照片,这时候老板仍然以为是电信诈骗,直至医生发了一条语音,说 “我是大夫,我需要电话跟你说,没时间一直打字,抢救呢。” 赵的老板方知道赵武涛病危,医生随后给他发了医院地址,但最终老板都没有去。
医生也同时给赵的家人发信息,但当赵的家属于11月4日到达北京时,赵已经过世近24小时。医生当时的诊断死因为“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而诱发这个病的原因是劳累过度。
据家人后来翻查赵武涛的派件纪录,赵武涛的派送量惊人,”10月22日赵武涛送了135件,10月23日送了150件,10月24日254件、10月25日566件、10月26日410件。”
在赵武涛去世的第二天,赵立刻被移出微信工作群,平时登录快递的APP账号也被停号,就如赵武涛从来没有在快递公司出现过一样。
而根据赵武涛妹妹对媒体的说法得知,快递公司没有向赵武涛签订劳动合同,也从未缴纳社会保险,这意味着赵武涛和其他外送员很难申请工伤认定。而据调查得知,该公司(运达),在整个2021年只对5人进行过参保。
丰台区总工会:“送温暖”和协助赵武涛维权是“两码事”
企业不去办工伤认定、不承认劳动关系,办理工伤,那么工伤认定的责任就落在死者家属和工会身上,根据《工伤认定办法》,工会是有权为工人进行工伤认定:
于是中国劳工通讯就采访到涉事地区的工会代表,丰台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的唐先生表示无法直接办理赵武涛的个案,因为工会案子统属是由总公司所在地决定,因为运达的总公司在上海,所以他们最多能做的就是将个案转介,他说:“外卖平台的话,他的总公司在哪,他的劳动关系在哪。他有这个归属,他如果这个归属不属我们大红门管。”
接着中国劳工通讯问丰台区能否有服务业的工会、或企业总工会负责赵武涛的工伤认定,唐先生回应指“丰台区没有服务业工会、行业工会,也没有企业的总工会。”我们再问那能否先联络一下赵武涛的家人,看看如何帮助赵武涛,唐先生就表示无能为力。
中国劳工通讯又翻查到原来丰台区的上级北京市总工会曾经在2023年1月4日,决定办“两节”送暖行动,其中“新就业形态职工群体”赫然在列,我们问“那能不能为赵武涛一家送点温暖,让他们知道工会的存在。”唐先生回应说“送暖这个是一定要送的。但这(和赵武涛案 )是两码事。”
最后,唐先生呼吁中国劳工通讯和家人应主动拨打工会热线12351,这是最快工会可以帮助赵武涛的方法。
之后,中国劳工通讯就依从丰台区总工会劳动及经济部唐先生指示,致电到北京工会的12351热线,中国劳工通讯将赵武涛案子的来龙去脉都跟接线代表说一篇,并问道能否为赵武涛办理工伤认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17条的规定,工伤发生地工会可以在一年内代表职工提起工伤认定,工会能否出面为赵武涛提起工伤认定?”代表回应说“17条的规定是要由企业工会认定的。”
中国劳工通讯再问,指出赵武涛的案子,派出所应该有纪录,工会能否联系派出所,得到家属的资料,从而联系到家属。但接线代表说“工会没有这个权力去联系这个派出所去联系家属......咱们部门联系不了其他部门,要求其他部门去协助我们。” 中国劳工通讯反问“工会一直以来都和其他机关有合作,能否和派出所也有类似合作。” 代表则回应说:“可能你们认为我们所有的组织都有联动性,而事实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是组织,他们是执法部门。”
最后,中国劳工通讯致电的赵武涛家人所在的莲花镇,莲花镇民政所所长葛晓兵,他愿意查找赵武涛家人,但表示赵武涛家人很大可能不是莲花镇人,但他表示仍愿意查找赵武涛家人信息,一旦有成果将会安排律师,向赵武涛家人提供协助。
图片来源:Wang Sing / Shutterstock.com
快递公司混水摸鱼 拒签合同否认劳动责任
由此可见,如同早前中国劳工通讯曾采访过的外卖员在团建时意外身亡案一样,这是一宗典型外送平台和快递公司联手将工人“包装成个体户”逃避法律责任的案子,但根据当前的法律,快递公司几乎难逃劳动认关系认定。
首先,正如很多律师在赵武涛案爆出后,指出赵武涛家人有法理依据维权。早在2005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即使劳动者未订立下书面劳动合同,但依然可以以以下方式确立劳动关系:
在赵武涛案子,我们不难发现赵的送递纪录,也有工作制服、证明等,证明法律上赵可以确立与送递公司的劳动关系。
而在近年的司法判决中,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也有出现类似判决,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针对外卖员团建身亡案作的判决,法官说法就具有参考意义,他指出:
但即使在法庭判决上订明配送服务商要承担起用人单位责任,但实际上当前法律下,外卖行业出现专门为了规避劳动法义务形形色色的合同,有律师就指出外送员的合同五花八门,如“承揽合同”、“合作合同”、“劳务合同”,外送员一般学历不高,于是签了合同以为是劳动合同。根该律师在2019年作的工伤调研,当工伤出现时,有67%的外送员选择甚么都不不干,自行忍着,而最后77%的受访者在整个工伤期中都没有拿到任何赔偿。
只有确立基层工友援助机制 方是真正为工人”送暖”
全总近年针对新的平台经济模式,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入会集中行动”,在2022年5月16日,一份由全总基层工作部的会议专刊中,就有六篇文章专门讨论如何在基层中建立工会,如四川省总工会就提出要依托乡镇、街道、建设工会,或是用线上入会如成都市总工会开发专门软件令他“一键入会”。六篇文章都有提到“兜底建”,即是从基层组织出发建设工会。在一年后的2023年2月,全总基层工作部又发出新的工作动态报告,山东、湖南两个地方关于就业形态的建会工作,而他们论述了要投入更多资源送暖心包、在电台开设“工会法律在线”,甚或是借贷服务,更重要是推动规范行业,在其文章“实施五项举措创新四种模式山东日照系统推进新就业形态工会工作”,是这样说的:
而这宗事件,不正好就是一次“法治体检”,去说明当前仍有不少营运商,仍在法律的缝隙之中试图去混水摸鱼?体检办了,那么下一步是否对症下药,先为赵武涛一家提供协助,及后在工会层面检讨为何仍然存在商户要求工人签“个人工作协议”,甚至在赵武涛的案子中,干了十年的他居然没有一份和公司签订的合同,公司更没有为他缴纳社保。
同时,北京市总工会一方面做了很多送暖活动,在2023年1月,就全市安排了7836.4万用于两节送暖活动,更在活动中表明要“帮助解决急难盼的实际问题 ”,在赵武涛去世前的两星期即2022年11月4日,北京市就举办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服务季”,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席陈刚并在活动开幕式发表讲话,指工会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外送员赵武涛突发猝死的新闻传遍整个网络,光是在知乎相关讨论中,就有逾万的浏览量,似乎北京市总工会如此大力度的这份温暖未能及时送到他的手上,新就业劳动者的“最实际问题”仍然被忽视。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劳工通讯与丰台区总工会、北京总工会12351的访谈中,发现工会职责往往被他们的属地所绑住,赵武涛家人在河南,而他则在北京工作,所属公司的注册地在上海,如果每次求助都要找回自己的属地,工人便很难最及时得到协助,当工人在最需要工会的时候没有工会支持,再多的“兜底建”组建工会,都达不到工会希望做到的“有什么需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工会”,因为工人最终都会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