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啃老”族：有人理直气壮，有人畏畏缩缩

受疫情、就业压力增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啃老”的90后正在悄然增多。这个特殊群体之中，有人将这一选择视作临时的退路，也有人在享受着“有父母兜底”的生活的同时，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双十一预售那天晚上，梓童付完定金，扫了眼花呗账单，欠款一千三。还款日是9号，此时她的余额只剩四百多。她清楚，自己已经“打光了最后的子弹”。思来想去，她决定再次向母亲求助。几小时后，她手机接到了银行的提示短信：到账五千。

读研时，梓童几乎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奖学金和实习所得的薪水完全足够支撑她的开销，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还因此骄傲，“单是看这点，我比很多同龄人强”。但最近，她和父母的聊天里，频繁出现“钱”“转账”“花费”的字眼。有一天，父亲在微信里的一句玩笑话，让她感到一阵隐痛：“我闺女还没踏上工作岗位，就开始‘啃老’了（大笑表情）。”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2020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科技与未来工作》显示，全球13亿青年人中，约有2.67亿不上班，依靠父母照顾及经济支援。受疫情、就业压力增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国内，像梓童一样“啃老”的90后也在悄然增多。这个特殊群体之中，有人将这一选择视作临时的退路，也有人在享受着“有父母兜底”的生活的同时，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梓童今年26岁，河南人。从小到大，她始终是“别人家的孩子”。中考、高考、考研，每一次与人生抉择有关的考试，她都应对自如。她本能地以为，自己在踏入社会时，也能照旧。但研究生刚毕业，她吃了瘪。

三年前，她全凭个人兴趣，选择了考古专业。等走出校门时，她才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就业选择并不是很多，要么去考文博相关的事业单位，要么趁早改行。”她心有执念，选了前者，先后报考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局，得到的结果很一致：未通过。

她懊丧着离校，租住在北京东南四环的一间小屋里，一边着手找兼职工作，另一边盘算着，再次冲击心仪的那几家单位。在此期间，为了糊口，她干过“一点点”奶茶的店员，还给某儿童机构代过课。“我和每个雇主事先谈好，不交五险一金，这样才保得住我应届生的身份”。

一年一晃而过，各大文博机构的录取名单再次公布。梓童依旧没看到自己的名字。那天，她跑到马家湾湿地公园，找了一片没人的水域，大哭一场。发泄完情绪，她给父母拨了通电话，交谈中重复最多的话，是“明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想接着考”。爸妈没有责难，而是应允了她，并向她建议“要不回家吧”。一星期后，她没再续租，寄走了行李，买了张回家的高铁票，开始了“啃老”的日子。

最初，梓童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不用担心房租从哪儿来，最重要的是，每顿饭吃什么，完全不用我考虑”。退休的妈妈成了她的“管家婆”，上一次出现类似的状态，已是她的高中时代。闲暇之余，她和爸爸开着车，去周边市县看一些不怎么对公众开放的“遗迹”。

馋奶茶时，她去家对面的购物广场买单，用的是妈妈给她开通的“亲密付”。生了小病，她直接去医保定点药店开药，轮番刷父母的医保卡。要是想要吃个下午茶，爸爸公司发的福利就有当地的一家书店兼咖啡厅的抵用券。

然而，她慢慢意识到，过于舒适的环境会心生怠惰，“被保护得太好了，容易失去斗志”。有两三个月她都没碰过复习资料。她常常在做了一整天的心理建设后，在晚上打开网课界面，可看不上几分钟，就移步到B站看吃播了。

很快，焦虑感侵占了梓童的思绪。“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随便考个公务员，是不也还行？”这些困扰着她的问题，不断在脑海盘旋，这让她做出了重返北京的决定。离家的那天，父亲对她说：“不走也无所谓，放轻松点，没有工作又能怎样，爸能养你一辈子。”

“听到那句话，我确实感动，但总有一天，我要直面所有难题。”回京后，她和父母商量，再花几个月他们的钱，等工作一落定，她就自力更生，父母仍然没有任何怨言。对梓童来说，“啃老”的几个月，像是一次长征途中的短暂喘息，收获的不仅有父母的庇佑与关爱，也重拾了关乎未来的信心。

Training）。它指的是，连续一段时间内不上学，不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人。过去，很多父母对其态度一般是抗拒。但现在，一些父母开始支持孩子在大学毕业后或工作一两年内做一名“尼特族”。

丹妮是“尼特族”之一。2019年，她进入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尚不满一年，她便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薪水低，压力大，还找不到太多意义。”和父母视频时，她常会把自己的“悲惨遭遇”诉说给他们。丹妮觉得，自己很幸运，父母没有劝慰她“隐忍”或者说“坚持住”之类的话，而是告诉她，“实在不顺心，回家待一待，爸妈能养你”。

丹妮犹豫了几周，终于在一个加班赶ppt的夜晚，决定回老家。促使她这么做的原因，一个是无法承受的工作强度，另一个是她想体验一下“间隔年”。在一些国家，像她这般年纪的青年通常会在升学或毕业工作前，完成几段长期旅行，从而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回家不久，丹妮把这个想法和父母说了。已经退休的老两口非但没生气，还很欣喜。父亲提议，“要不多来几次全家旅行，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几个人报了旅行团，将第一站定为北海。“吃着海鲜，在沙滩上吹海风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自由，当然，花他们退休工资的时候，会有些愧疚。”

之后，一家人又接连去了贵州、江西、浙江等地。那时，疫情下的旅游业不景气，旅行团的价格不光比以往便宜得多，服务还有可能是“VIP”级别，“像在桂林报的团，名义上是20人开团，但最后成行，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丹妮还给全家买了“随心飞”，极大地降低了出行成本。“那时候，我爸妈甚至每天夸我，孩子长大了，会‘花小钱，办大事’，实际上开销全是他们承担的。”

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丹妮和父母还有了更多的交流，“尽管他们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但在放松状态下，我能听得进去，有工作的时候就不行，听一句都觉得烦”。那段从一个景点辗转到另一个景点、一家人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日子，至今都让丹妮觉得无比幸福。

但在每次旅行结束回家后，丹妮会刻意减少说话，并与父母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她知道，“没有诗和远方了，剩下的都是些柴米油盐的事儿，只要参与，多多少少都有不愉快产生”。在丹妮看来，“啃老”其实是门艺术，要懂得技巧，也得张弛有度。

并不是所有的张弛有度都有效。在与父母的博弈中，张乐就时常败下阵来。到今年，他退学回家已经六年了。他已经记不得，和父母争执过多少次了。

2014年，他考入一所国内一流的艺术类院校。送他上学时，父母脸上挂着的笑容就没停过。张乐心里清楚，培养他的这些年，父母投入了很多金钱和精力。自然，他身上承载着许多他们的期望。按照师哥师姐们的发展轨迹，他应当在读完书后，找一家互联网大厂做设计。但张乐心底，始终有个做漫画家的理想。

大二那年，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办了休学。“我当时觉得，自己的专业和接受的教育与漫画渐行渐远”。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他回到兰州的家里，潜心画画，画完了就投稿。但大多数时候，邮箱里的画稿都石沉大海。

得不到正向反馈，张乐一度很消沉。在家里，他昼夜颠倒，白天蒙着被子大睡，晚上戴着耳机，打打游戏，听听歌，偶尔再拿出画稿，改上几笔。有几回，父亲起夜，见到他正在机械键盘上一阵猛敲，就走了过去，提高调门，骂些很难听的话，最后长叹口气，回到卧室。

张乐也清楚，每天都在父母的冷眼与失望中度过，绝不是长久之计。有天中午，他对他们说：“给我三年时间，要是这条路走不通，我老老实实去工作。”尽管父母嘴上说着“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们管不了你”。但在衣食起居方面，张乐还是被照顾得很好。

他办了退学，开始全职画画。第二年，他的作品得到了一次比赛的认可。他获了个奖，奖金一万。领完奖，他把奖杯和证书放在了一进家门就能看见的柜子上。他给父亲买了一条烟，一箱酒，给母亲买了一套化妆品。“自己赚的钱还没捂热，全花光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比起父母对我的付出，这些微不足道”。

直到疫情来临，父母开的店被迫停业，三口人共同封控在家里。虽然沟通不多，但张乐能体会到父母的忧戚与艰辛。他给认识的朋友发了微信，希望“有私活儿的时候，能想着点儿分一点”。对方答应得很爽快，却再无音信。

去年，张乐想了又想，决定结束“家里蹲”的生活。他在当地找了些工作，送过快递，做过酒店前台。不论工种如何，他每晚回到家里，都雷打不动地钻入卧室，坐到电脑前，一点点画着自己的漫画。“我现在比之前更安心了，‘啃老’这几年让我认清一件事，我的理想世界没有彻底崩塌，不只是因为我没放弃，还因为我的爸妈在旁边帮我撑着。”

对这些90后的年轻人而言，“啃老”的最初缘由不尽相同，但最后的结局，却似乎殊途同归。在一次次竞争的挫败后，梓童也开始回归现实。现在，她住在地铁七号线的终点处，离市区远，房租一千出头。吃喝穿用，她节省着花。为了多些机会，前不久她还报名了国考，目标岗位的竞争比将近1500比1。“估计‘祖坟冒烟’才考得上，我权当是练习了，多个机会总是好的。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在明年四五月份，要再考不上理想的单位，恐怕真的得回家‘啃老’了。”

四处游山玩水的丹妮，也在过了两年这样的日子后，萌生了找工作的念头。她打算，春节一过完，就离家去求职，“总不能一辈子都依靠父母，况且，这几年七大姑八大姨的唠叨，我也听够了。”在把想法跟父母说了之后，父亲应允了，然后淡淡地说了句：“今年退休金又涨200，欢迎随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