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外卖骑手：挑战、生存与策略

近日，一名名叫停停的聋女骑手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停停是先天性听障人士，和中国很多残障人士一样，她并没有接受融合教育，而是在特殊教育系统中度过了她的学校时光。14岁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停停曾经去过服装厂工作，但是流水线几乎每日16小时的工作量使她身心都受到摧残，决定自己出去闯闯。因为从小被排除在健人霸权之外，对技术和社交能力有较高要求的技术类和服务类行业的大门都不对停停打开。一名听障的女性，就这样闯入了以健全男性为主的算法系统中。

根据美团23年发布的数据，女性外卖骑手占总量的10%。其中，45%为90后，37%的年龄介于30到40岁之间。这些女骑手来自不同背景，有兼职学生，有全职妈妈，也有独立支撑家计的单亲妈妈。平台经济工作带来的虚假自由之下，女性骑手面临着来自性别身份的各种挑战：包括歧视、薪酬不平等以及进一步强化的不平等家庭分工等问题。

很多已婚已育的女性进入骑手行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时间的灵活性：照顾家庭的同时补贴收入；但这样的零工却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在家庭分工中所面临的不平等。相比于一线城市，女骑手在三四线城市或者更小的乡镇的比例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女性骑手是母亲，早晚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跑单，晚上回家继续付出家务劳动。

比如，我们在抖音上看到了单亲母亲旭的骑手日志。旭为了赚钱，选择前往北京，如今已在北京送外卖九年。送外卖最吸引她的是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以及多劳多得。但也因为她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接更多的单和更熟悉路线，从而几乎没有精力去学习新技能。她认为，在没有特殊技能的情况下，送外卖似乎是最佳的选择，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涉足外卖行业，就很难再转行。

和旭一样，李雨霏也是一位单亲母亲，自19年起便开始送外卖。初入行时，女性外卖骑手并不多见，因此李雨霏常常面临质疑：“哪有母亲会带着孩子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送外卖。” 因为社会对单亲家庭的支持与保障不足，李雨霏与许多同为单亲母亲的外卖骑手一样，觉得灵活的众包使得她得以在照顾女儿和维持生计之间找到平衡。

为了增加收入，李雨霏也会尝试在晚高峰时段接更多的单，但有时，女儿的一通视频通话也足以让她提前结束工作。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夫妻二人同是骑手，ta们则会通过有效利用衔接时间分工，实现彼此劳动效益最大化，从而变相减轻了女骑手不成比例的家务负担：比如谁先到家谁准备饭菜、给电瓶充电。和很多夫妻二人同在外的农民工一样，将孩子留给父母照顾的再生产劳动外包也是常见应对方式。

兰姐在深圳送外卖，丈夫在深圳送快递。和很多外卖/快递夫妻不同的是，兰姐和丈夫选择把三个孩子带在身边。兰姐问大家自己宁愿跑外卖而不愿做家务很奇怪吗？也许有偿劳动和无偿的家务劳动的区别，在认同“多劳多得”原则的女外卖员眼里更加明显。

与男骑手相比，女骑手每天平均工作3小时，低于男骑手的平均配送时长。要兼顾更多家务的女骑手很难像男骑手一样晚上依旧在跑单。根据21年的调查：女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 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相比之下，男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

女骑手面临的性别歧视，不仅来自顾客，也来自男骑手。在高度原子化的平台经济工作里，骑手非常以来微信群与其ta骑手沟通，获取最新的信息。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女骑手被迫置身于一个充满性别歧视的空间。除了日常的性别歧视“玩笑”外，女骑手还可能面临同行男性骑手的污名化，例如被指责“挡道”或者“与站长关系好”，以不当方式获取订单量等。

孙萍等在论文中总结了女性骑手采取的两种灵活生存策略：1）去性别化，2）情感劳动。在传统性别严重隔离的就业领域，比如货车司机等职业中，去性别化的策略十分常见：比如通过更多的体力工作来弥补以男性为中心的算法控制。另一方面，情感劳动也是女性骑手在传统的父权制性别分工下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弱者的武器”。

停停的经历是女性和残障身份交叉的结果。其实，听障骑手的身影一直都在，烟台有听障骑手成立了“无声骑士团”、南京也有类似的“无声蓝骑士团”。听障骑手最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取餐送餐过程中的交流，即使ta们提前编辑好短信模版，也经常会因为不熟悉中文语法使客户觉得骑手粗鲁、没礼貌而被差评。听障单王往往是很早开始闯社会社交能力较强的听障人士。

我们去年讨论过残障人群在中国受到的各个层面的结构性压迫。

残障人士就业困境的形成是结构性问题的结果：从社会环境中的歧视、公共空间缺乏无障碍设施，到残障人士接受非融合教育等原因环环相扣。

从教育方面的融合不足到就业层面的融合不足，多种原因导致了残障人士的就业环境受到挤压，造成了就业机会的被动和单一化。

当今的残障研究更加强调"残障"背后的权力关系。残障人士之所以成为残障者，是因为社会未能有效提供公共设施和制度保障，使ta们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解决残障人士就业困难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颁布问题，而是需要长期持久的社会各个层面相互合作的努力。

技术专业性较高的行业较少招聘残障人群—这与残障人群教育问题有关：早早辍学或融合教育的缺失导致残障人群的教育水平较低，专业能力不足。肢体残障人士相对于智力和精神残障者有更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与社会对不同残障人群的污名化有关。

文献

Haley Kwan (2022) “Gendered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China's gig economy: exploring women gig drivers’ intersectional vulnerabilities and resistances,” Gender & Development, 30:3, 551-573

孙萍、赵宇超、张仟煜, <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6)

黄岩、庄丽贤, <成就单王:女性骑手的劳动过程及劳动策略研>, 妇女研究论丛, 20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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