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倒在团播直播间

被罚站的男孩倒在了直播间

欣欣记得，17岁的弟弟张岩第一天去直播公司的那个早上，大概是心怀期待的。

前一天他告诉欣欣，自己要去做娱乐主播了，看上去挺高兴，“说自己找到正式工作了。”弟弟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欣欣做过带货主播，听说过娱乐直播的“内幕”。她不让弟弟签，弟弟告诉她，“已经签完了，我先去试一试”。

弟弟高中就辍学了，想早早出去打工，攒点钱独立生活。先是在北方做服务员，欣欣叫弟弟来南京，她在南京读书，妈妈也在附近城市，一家人离得近一些，能有个照应。

那个传媒公司主动在招聘软件上联系了张岩。没成年、没有经验，但张岩面试完当场就签了合作协议，协议上写着“无责五千保底加提成”。

那天早上，张岩八点多去公司。下午六点前后，欣欣接到电话，弟弟晕倒了。她还以为是低血糖，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递来一张病危通知书，突发呼吸心脏骤停，她一下缓不过劲来。抢救、插管，最终还是没能救回弟弟，她在太平间抱着他哭了。

直播间没有监控摄像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警方技术恢复的直播画面里，欣欣看到了弟弟。那是一个让她心酸的画面，弟弟身旁有两个“放得很开”的年轻男生，扭动着跳舞、吐舌头逗人开心，而他就直愣愣站着——

“这是06年的弟弟。”欣欣看到旁边有人给张岩递来话筒，把他推到前面，教他对直播间里寥寥无几的观众说，“姐姐给刷个礼物吧”，还让他跳恶趣味的小舞蹈，大概是抖音上流行的“挖蛤蜊”一类的。他的眼睛一直在眨，紧张又沮丧的样子。没人刷礼物，他又被叫回后面罚站，有人用指压板似的东西打了一下他的屁股。

这是团播的“玩法”。几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组成团体直播，用各种表演方式刺激观众消费，刷不同类型的礼物，可以指定不同的主播表演。同公司的主播告诉欣欣，被观众选定的主播，要不停地跳，刷到一定的票数才能坐下来，否则就要一直站着。

●张岩和公司人事在招聘网站上的沟通记录。讲述者供图

那天下午，张岩的母亲曾打电话问情况，张岩说里面特别特别吵。妈妈心疼劝他“咱回去，不干了”。他说，不行，现在走的话要赔偿——协议这样写着，未经允许私自停播，当月佣金及押金不予结算，并对甲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到其他平台或竞争公会、传媒公司直播，要支付30万违约金。讲了几句，他准备挂电话了，“妈妈又该我上了，我还没有吃饭。”

直播间在一个写字楼LOFT的二层，小小的房间里，除了三个做主播的男孩，还有主持人和运营。三月的南京特别冷，还下着雨，室内闷闷的，没有窗户。晃眼的大灯对着人照，地面铺着玻璃，天花板上的彩灯扫射，嘈杂的音乐放着，地上有烟头。

怯生生的张岩一直没有被选中，从早上10点播到下午5:57，他一直在录像的画面里“罚站”。中途只在下午2:40左右吃了一碗面——这是欣欣从他的手机支付记录推断的。倒地前的二十多分钟，他一直在频繁眨眼，看上去很不舒服，眨着眨着，一下就倒了。

一起工作的男主播赶紧过来，持续按压人中，想要叫醒他；一个没有上播的男孩，在公司另一个房间看到了直播画面，也赶紧冲过来，帮忙送到医院抢救，垫付了医药费。

但已经来不及了，医院的就诊病例显示，6:20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张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欣欣设想过无数的“如果”：如果弟弟熬过那一天，第二天他不会再去吧？如果自己当时强硬一点，不让他签就好了，如果当初不让他来南京，悲剧是不是不会发生？

她想起弟弟刚来南京时开心的样子，和家里相比，南京是大城市，机会多；他们还期待过，等满城花开，要一起去转一转。没想到弟弟走在了南京还没有转暖的时候，一个下雨的初春。

上了发条的“八音盒”

看到了17岁男孩在直播间心脏骤停的新闻，唐玥感到后怕——前不久，她刚从张岩所在的公司“跑路”。那是今年年初，唐玥记忆中，直播间总是烟雾缭绕，她一天要播六个小时，分成两三场，下午一两点才能吃上外卖，晚上睡不好，总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了。

原本她也以为找到了好工作。大专毕业后，她在父母安排下进了老家一家医院做合同工，工资低又看不到上升空间，那家传媒公司向她抛出橄榄枝，做团播主播。她决定瞒着父母，独自出去闯一闯。公司在繁华的商圈一座很高的写字楼里，承诺保底月薪六千，几乎是她上一份工作的两倍。

对于像张岩和唐玥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娱乐主播门槛不高，工资相对较高，做直播运营的小九说，大概从去年年初开始，团体直播变得火爆。她总能在朋友圈刷到招聘信息，工作地点分散在成都、西安、合肥、廊坊等等，“这些地方非一线城市，但年轻人很多，生活成本低，他们在主播之外很难找到月薪超过3500块的工作。”

团播替代个人直播，成为流量的新宠。后台流水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是两个小时的直播，团播的流水一定比单人更好，用户留存的观看时长是3到4倍。据她观察，平台更鼓励团播，给出的返点也相对更高。“最火的时候，（主播的）钱都是周结或者半个月结”。

“新世界”不时有造梦的传说：专业出身的舞蹈博主、小偶像入局，像SNH48成员、参加过《创造营》、《偶像练习生》的选手，还有素人一夜成名的故事，头部SK女团的成员，从零基础素人到个人单场百万流水。而成本似乎只需要时间、青春甚至尊严。

同公司的杨柳对面试场景印象深刻。当时她刚满18岁，原本去面试前台，“你这么漂亮干嘛做前台？工资少又要加班，来做主播，随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跳个舞，一个月能拿一万，”面试的人见她犹豫，叫来两个女主播，画着浓妆，“这个姐姐没你长得漂亮，一个月能拿两三万。”

她心动了，签下了劳动协议。实际上，许多主播签署的都是劳动协议，并非正式劳动合同，有人接到口头承诺，六个月后转正式合同。无一例外，都有严苛的竞业条款——一旦自己停播、转到其他平台开直播，将面临高额罚款。

●带有场景布置的团播直播间。图源网络●团播直播间里可以按礼物指定主播跳舞。图源网络

“光鲜亮丽”，女孩们这样描述对于做主播的想象。她们望见金字塔的顶端，那是高投入的成果——画面清晰透亮、多机位切换，还能实现主播的一键换装；有的直播间还有沉浸式的场景还原，在民国风的舞厅里，穿着旗袍、笑意盈盈的女孩们端着酒杯向屏幕前的人发出邀请——业内人士介绍，那大概是精心拍摄后的录播。

实际上，金字塔的底层远没有面试听到的那样轻松。许多团播主播进入的是新账号，直播间的大灯打开，音乐响起，即使没有观众入场，主播们也要就位，开始跳舞表演——直播房间像上了发条的八音盒，里面的人不停旋转，一场就是两三个小时。

一个女主播直播的第一天，一个“大哥”（通常这样称呼在直播间打赏很多的观众）见她是新人，丢了一千礼物票，那也是她一整天唯一休息的十分钟。

主播们介绍，常见的互动模式有三种：一种是举着话筒发言，找观众拉票，刷到一定票数才能坐下，下一个刷得更多，再把坐的位置让出来；另一种是跳舞，或者让两个主播一起跳pk；还有一种是惩罚，仰卧起坐、指压板跳、深蹲、才艺惩罚、甩头等等，项目都由观众决定。

直播间观众少，主播就得不停地换模式，什么火跳什么。“没有礼物也跳”。有主播说，有一阵流行模仿机器人，她需要“站队形不停地晃动，控制节奏，看起来像AI”。

“保护欲、恶趣味、操控心理”，有媒体这样总结团播如何刺激观众打赏。惩罚明显更能激发观众刷礼物的热情，小九分析，“主播装可怜更有助于流水增长，惩罚就相对有效。”杨柳试过嘴里叼气球拿针扎破，被做皮试用的皮筋弹脚底板、弹腿，大腿上一天被打四五十次，青了一大块。

“虽然挨打了，但赚得比较多，我愿意被打”。在这个行业里，遇到难题，她总会被劝，都已经当主播了，再“放开”一点，她也这样说服了自己。

丛林

小九觉得，和单人直播相比，团播要“卷”多了。“几个团播直播间里总能火那么一两个人。一个团只要最火的一两个人不走，其他人都是可替代的。”

主播公会迭代迅速，仅在过去的6、7月，某北方城市及周边有十几家新生的团播公会诞生，除了找工作难的年轻人，兼职大学生也成为主要目标——成本低，达不到kpi可以随时换人，有场控主持人这样解释。

欣慧就是这样在一个暑假入行的，她在云南读大学，初衷是想拿到一份实习证明。做主播的第一天，这个不了解规矩的新手就犯了错，她“叫错”了大哥——同团的主播之间竞争关系微妙，运营提醒她“你不能叫（挖）同直播间的大哥，只能去‘扒拉’别人的大哥”，叫错之后，她说“（被挖老板的）那个女生有点不爽”。

像一个适者生存的丛林，努力争夺注意力和资源，是每个团播主播的生存之道。

“大哥”的账号是最容易识别的资源：有些平台用户消费或财富等级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能看到玩法的入口，送出特定的礼物。

“写作业”是行业通用法则，即给大哥发私信。争取的时候要写、建立联系要写、开播前要写，下播了还要继续陪聊。有时候是有效的，一开播大哥来了直接上票，主播就能坐下休息会儿。大家彼此之间还会互相刷票，今天你给我刷休息下，明天我再还给你。运营让欣慧去别的直播间“写作业”，和她一样的普通主播每天要写20-30条作业，但她死活不肯。

“我暑假工无所谓的，不想去”。这种懒散的态度很快被运营发现了，她和另一个暑假工被找去谈话。“让我们去私聊大哥，说我们穿的衣服不够性感。”欣慧说，如果流量不够，保底工资就会降低。“他们吸引不到新人进来，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某团播直播间，刷对应礼物可以指定主播做屏幕上的人形动作。图源网络

某种意义上，欣慧的观察不无道理。做运营的小九负责过一些量级比较大的主播，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来自平台玩法付费，比如开礼物盲盒等等，大哥纯打赏的部分，她称之为“感情票”，占百分之二三十。纯粹为爱发电的大哥在同一个直播间，“存活率”在30天后下跌50%，很少有超过60天。

直播时，杨柳能感觉到周遭紧张的气氛。一起直播的女孩们不太搭理自己。后来她放弃表达友好了，有点赌气地想，“她们就是嫉妒我更漂亮，赚得更多”。被卷入的女孩们，从暗战变成明争，同一个团的主播当面找她的大哥喊话，哥，你看我怎么样？

杨柳已经接受了丛林中的逻辑，一开始穿得清纯，后来裙子越来越短，变成了小吊带、低胸装。打赏变少，主持人就会在旁边建议“你去跟大哥聊啊”。她挺抗拒，主持人又说，“你不付出一些东西，人家怎么愿意给你刷钱？”

公司有十几个主播，她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了第一梯队。最多的一天，公司和平台分成之外，她到手有五千块。现在回想，那段时间她也有点迷失了，谁不喜欢被簇拥的感觉呢？

她加上大哥的微信，从公开直播间转向更私密的环境，一开始是普通聊天，彼此叫一些亲密的称呼，她有时候自己聊，有时候让男朋友帮忙；后来对方让她发隐私部位的照片，公司有专门的软件，她把合成的照片发过去应付。

直到对方视频电话打过来，杨柳挂掉了，她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下一步可能就是要约出来见面。因为这些，男朋友也一直在闹，“我们谈了挺久，感情也挺好的。本来想攒钱租更大一点的房子，没必要因为这个关系破裂。”她决定离开。

离开

对团播主播来说，离开并不容易。张岩的姐姐欣欣觉得，协议里高额的赔偿金一定给了弟弟很大压力，他不是那种难受了会自己憋着的人，没想到把生命留在了那里，永远失去了离开的机会。

弟弟去世之后，她翻看了他手机里的招聘软件。刚来南京那一周，他投过很多职位，服务员，销售等等，都没有结果，对一个学历不高的年轻人来说，找工作真的很难。“他就是想要一份工作，留在南京而已。”

对兼职的欣慧来说，绊住她的是一张实习证明。一开始她得到了许多承诺，只干一个月也能开，一天工作八小时，后来变成了“必须超过8小时”，实习证明也以各种理由被搪塞。她只能消极上班表达不满。

欣慧和同事有一个群，聊天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干不下去了”。群里的另一个女孩，因为人气不高，被运营叫去谈话，每天好几次，保底工资也被降了，她产生了严重的容貌焦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她被要求改妆容、改服装，直到被辞退都“没有改明白”。

欣慧最终没有拿到实习证明，第23天，直播间的其他人都跑路了，只剩下三个人。“运营告诉我不用去了，把我开了。”扣掉“水电费”，她拿到了一千多块。

高额赔偿金困住过很多主播。2023年末，斗鱼曾向多名签约主播索赔，最高达8000万。和许多直播公会打过交道，小九见过各种不落实协议条款的状况——拖欠结算收入的、不落实保底月薪的，“很多弟弟妹妹读书不多，也不懂劳动仲裁”。

●张岩签的合作协议中涉及到违约的相关条款。讲述者供图‍

●招聘团播主播的某传媒公司大堂。魏晓涵 摄

和张岩同公司的唐玥也曾被高额违约金吓退，只能咬牙硬撑。一起直播的女生悄悄告诉她，偷跑就行，但要做好以后都不干这行的打算，如果去别的平台或者直播间，可能会被告。

她在一个晚上给主管发了消息，不想干了，主管让她负法律责任，唐玥把公司所有人的微信都拉黑了，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半夜逃到一家临时订的便宜宾馆。她找学法律的朋友看了协议，说顶多赔几千，悬着的心才放下。

杨柳离职之后，收到了公司的律师函，理由是“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未与公司协商，擅自停播”。忐忑了很久，她彻底离开了直播行业，也没再被追责。

但仍然有年轻人“前赴后继”，直播运营小九解释背后的逻辑——这个行业总有适合你的位置，颜值也能通过滤镜和特效调整，只要愿意“吃苦”，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苦”可能是他们没有预想过的，隐形的代价。

小九也离开了原来的直播平台，从去年开始，很多类似的小平台都被打包卖掉。她明显感觉到，疫情时火爆的娱乐直播，现在开始走下坡路，在直播间花钱的人少了。她现在转做语音直播的运营，面向海外市场。

离开那家直播公司之后的几个月，唐玥找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她在汉服馆干过，也试过做不同公司的销售，被挂断是常态，她不擅长业务，很多时候难开口，常常几个星期一单也开不了，然后就被劝离了。

实在找不到工作，她又回过一次直播行业，单人娱乐直播，没人刷大礼物，都是零零碎碎的小礼物，“很多观众都是打工人、上班族，大家可能手里都没什么钱”。一天坐六个小时耗着，聊着聊着人就走了，她实在坚持不了，又一次拉黑所有人，再次跑路了。

她十分迷茫，想过离开南京回老家。好在最近找到了电商带货主播的工作，不用露脸，也不用和大哥维系关系，她感觉能长久做下去。对于主播行业，她也在摸爬滚打中祛魅了。“背后的辛苦，可能是手机前面的人没有想象过的。”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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