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行业，本就不该存在

编者按

5月2日，我们转发了来自浪潮社初号机禅刀所作：

这篇文章引发了我们读者社群内部的讨论。一位朋友同样是教培从业者的，他对此感受颇多。他以自身的视角向我们解释了自己所理解的教培行业，最终发出了“教培行业不该存在”的感叹。

编辑部根据他的来稿、答复稍作整理，汇成了这篇访谈特稿。希望能借助这篇文章引起大家对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我们同样也欢迎来自更多朋友的声音。

受访者 | 我来搞定傩宿

教培行业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常说的教育培训，差不多是各个领域学习者所购买的各类教育资源和服务。它的本质一定是带有商业属性的，这也和我们常说的“教育”是有区别的。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所提的教育往往是公共的、社会的，它的公益性、普惠性应该已经成为我们共识的一部分了。所以商业性质的教培也应当是公共教育的补充部分。

我们面前这种现代公立教育系统可以说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比方讲在英国，工人进工厂了，他们的子女没人照顾，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相应的教育体系，用极少数的老师把学生都“管”起来，“利用”起来，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劳工。

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这一群未来的年轻劳动力，因此这种教育的一切消费需要这个社会买单。那在今天，是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因此国家就得当仁不让地也要为这些学生买单。这算是一个讲述的前提吧。

那所谓的“教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978年前我们就可以跳过了，因为78年前没有我们今天所体会的教培行业的概念。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是，上海闵行的一位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听广播学英语，自我学习的同时还在工厂里开了外语培训班，后来在厂长的支持下甚至还报名参加了上外的旁听课程。自学、夜校、厂办培训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猜猜这位工人是谁？

所以我们能想象到的78年之后，在有教育体系内部会有相应的发展，比如业余教育、继续教育、大龄青年的回归教育；也有在体系外出于工作需求和爱好之类个人发展需求的补充性学习。一般我们会把后者理解成“教培”，与之对应的也会出现许多"教培机构"。

当然，事情也不是从社会力量办学直接飞跃到以家为单位的教育投入的。我们说的“补习”，一般是因故缺了学校里面的课程，通过自学或者哥哥姐姐、父母邻居这样的社区内成员进行了一些指点。这种情况虽然是社区与家庭为主体，但也还是作为社会教育的临时补充。

关于这种辅助性质的补充，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某大院出身的导演，参加艺考前问院里老头，开玩笑说“过两天我就要高考了，你觉得考什么？”老头肯定和命题的没关系，但是恰好在看报纸，就指着报纸上的标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79年的政治就考了这个。当然这个故事出处已经很难查证了。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一种考前培训？

关于这位导演的专业课考试，能提供另一种视角。那年的专业课考试题是分析某部电影，这位导演的父亲正是这部影片的主演之一，电影的导演经常会在他们家讲戏。相比较其他考生，这位导演本身就有极大的优势。我们能注意到，如果教育视作家庭的再生产，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就会产生巨大间隔。一些家庭想要维持优势条件，就必须在许多地方提供额外支持，例如经验、视野、习惯和讯息等等这样家庭教育中传授的重要资源，有时候正是社会教育体系并不提供的。

从整体的社会、到厂子、再到社区、家庭，这种在再生产的主体越发成了更小的单位，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已然形成。随着经济领域对家庭与个人为生产单位的承认，教育领域中人和人的竞争也一定会愈发剧烈。当高考恢复后，择优录取的规则让这种小家庭的竞争正式进入了轨道。如果说在此阶段，这些教育资源的传递还仅限于社区、家庭内部，还未正式商品化。那么当中美建交，跨国间人口开始流动，民办学校的开始被允许，各种教育机构各地开花。要“两条腿走路”，像是少年宫这样的老旧物也会历经市场化地重建。部分教育资源就不再单纯内部共享，也会分出一部分变换成流通的商品。大而化之地说，如此借助市场的力量，教育便可以从社会走向家庭。

时间的指针就这样来到90年代，我们遇到了一个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没能很好得做到“投资于人”。也是那个时候，学生会在放学后去谁谁家里温习功课，电视里的广告会讽刺不要迂腐地向老师递红包。这些现状让大家心照不宣。有人恐惧就有人贪婪，既然社会上到处都是分母，那岂不是只要稍加投入就能当择优录取的分子了？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可以吃的差一点，住的差一点，医的差一点，但是教育不能差。有钱的，可以请老师；没钱的，可以施行便宜好用的家庭棍棒教育。

至于在有钱和没钱中间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自己就可以是优秀的教育者，甚至具备了学校教育中缺失的资源。但从上文的“考前培训”开始，我们就能够渐渐考虑到，这样的“家庭补习”，是否破坏“教育”本身的主张，或者说是否影响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教育公平”。他们凭什么开小灶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如果连家庭背景都不需要，只要花钱就能取得教育的优势，那还“公平”吗？问题如果再思考下去，就来到了今天互联网上对等级、门阀、天赋、遗传等等话题的讨论空间中去了。而我想说，哪怕是个没有参加高考的人，到了中年也会想起来拍一部《拉力赛规定不能在赛前练习，我遵守规则还能战胜可耻偷练资本》的爽文电影，来表达内心对公平的念想。我们对公平的追问，有的时候是搞不清“公平”，也有的时候其实是没理解“我们”。

现实中，当教育制度在此发生畸变，一种边角料的补充存在渐渐有转正危机的时候，公有制教育的“公共”因素开始显露出对商业机构“上位”的防备。所以到那时候学校开始不用花钱就给部分学生吃小灶。火箭班、实验班的风气开始蔓延，中学都期望着让少部分学生先考进大学来增加名望，从而更好地招生收“择校费”。这种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方法算是适应了时代。可难道有钱就不能开小灶吗？在另一边，国际学校、私立双语学校、学区房都开始提上了日程。面对社会上的议论，教育部澄清“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但是同时也说“正因为存在‘教育产业化’，所以我们才要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

中国青年报2004年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报导

随着世纪末的大学扩招以及紧跟而来的入世，家庭教育投入的回报比预期变得更加疯狂。学英语、上大学成为登天之梯，许多机构在此间做大做强。当虎妈成了一种学问，名次竞赛引发的剧场效应顺利让培训机构这样的补充性教学一发不可收拾。

总结一下，教培产业的兴起依托于以下两个大前提：第一，高考的恢复，这使得我们提到的“小家庭竞争”正式进入了轨道，这为应试培训带来了庞大的需求；第二，公共教育的畸变与市场化的深入，使得教培作为一个产业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双减”本意是好的，也执行好了

在这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被掩盖了。但孩子有一天会长大，经济有一天会衰退，传花的鼓点有一天也会停下。总而言之，在诸多影响下，双减出现了。在2021年前夕，英语和大学还是不是登天之梯且不论，教培反正是了。

“双减”显然算是教育体制的纠偏。当然社会也需要这样纠错能力。不能让一些教育投入大于回报的情况拖垮百姓的家庭。什么，怎么是家庭买单了？当然，原则上讲教育本来应该是社会出面的事情，但因为特殊国情，一些家庭出于自身利益作出的错误判断，只能靠后期规范来避免其他人再上当了。

但规范改变不了如同伏尔泰一般的考试崇拜，双减打击了教培巨头，但是扫除不了根深蒂固的应试需求。在大型机构失去市场份额后，在上市公司财报之外的地方，需求依然旺盛。选拔制度没有得到明显的改革，只能说，国家的本意是非常好的，结果执行得只能说比较好了。这种离谱的现实说不清到底是谁辜负了谁。

在这种背景下，像是大学生家教、网课，这样更隐蔽的模式就开始越来越多。同时那些教培巨头也没有死透，他们只不过承担了更大的经营压力。而这些压力只能往劳动者身上释放。既然需求仍在，那劳动者为什么不考虑以更隐蔽的方式去做个体户呢？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下教培行业的生产资料。

教培行业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在教培行业，什么资源算是“生产资料”呢？

第一个生产资料是课程。你的课程必须有体系，要有东西讲。当然，课程也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不然大家都去看网课都能成神童了。我会认为说，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并没有辨别课程或者教师优劣的能力，因为这具备客观的、专业的评判标准，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主观的喜好。个体而言，你不可能穿越时空完成自我纠错，大多数情况只能相信其他人的口碑。但仍基于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口碑只能是学习过程很开心或者分数存在未知关联性的提高，还是有过程和结果的验收。

这对于课程来说是课程内容和课程安排的双层要求。在内容上，要贴合考试趋向，这部分要教研，要掌握信息源，要关注最新的教研消息。在课程安排上要让付款的学生和家长满意，至少过程要很开心。教师安排课业得事事留痕，证明自身的努力，后面哪怕没有分数上的好结果，也能赚个苦劳。以分数结果为导向的业务，会因为各种因素造成的随机性让教培老师变成个苦差事。但要以过程为导向，只能苦上加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都被行政上的流程步骤给取代了。而无论苦差和憨差，其实都是可以复制的。

第二个生产资料，教师的人力。机构在课程上不光要有有料有笑的课程吸引学生，还要有课程之课程，培训之培训快速培养年轻老师。即利用自身的集中优势压缩教研成本，通过教师培训实现教师人力增值带来的差价利润。

这些在机构里受到的业务培训，是教师作为劳动者可以带出机构最关键的东西。正是这些经验性的东西，让年轻老师从廉价大学生产业后备兵过渡成为教培牛马。随着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家长们越来越忙，对教师的判断会越发缺乏耐心。前两个生产资料优不优质就全归到了一张嘴上，同质化的竞争中，宣传就越来越显得重要。

第三个生产资料就是宣传推广，大机构拥有更大规模的宣传组织，更多的资源带来更多的曝光。遍布全国的门店可以充分利用品牌效应继续扩大推广的低成本优势。

图为教培机构宣传文案

其实话讲到这里，教培已经和其他商业领域有七八分像了，同是核心知识产权+廉价人力+宣传流，其他场地相关的投入有点像是产业设备，是一次性必要开支再加上运营的维护成本。

第四个生产资料是政府事务关系和合法规程，这也是各行各业都有的一个现实，老板们都希望“有温度的执法”嘛。当然因为教育机构同时是三不管或全都管，或字之间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

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可能无法跟每一家机构都一一对应。有的机构课程教研和教师授课是一体的；有的是轻宣传，有的是主打宣传；有的专注于素质教育，相对来说政策宽松，需要的规程就少。这样的市场里头，五光十色的各类选手其实都有，大同小异吧。就算出现餐厅吃饭高价，服务生免费讲课的情况，也只能算在打擦边球上有创造力，其实本质还是让服务员一饰两角，餐厅来揽客和规避风险了。

我们现在回到最不重要的课程这边。有人肯定会说，那有的老师讲得就是好，机构怎么留住这些人呢？怎么保证热门艺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娱乐公司也没有解决的问题，签艺人条约也不行，现实的例子太多了。在培养周期短、投入少的情况下，压低价格快速回本就能实现盈利。那如果周期长、投入多，压低价格放眼未来不就好了。压价无往不利，在资方的理想模型中，他们可能少赚，但绝对不会亏。

经纪合同模版，但是也不是很保险

另外，那里会有那么多的“当红教师”呢？优秀的当红教师凭借什么能力出众。第一是专业能力扎实，第二依旧是受学生喜欢，第三就是最新课改教研信息渠道。大家觉得这三个里哪个最重要？我不好说，因为我心目中当然第三个最重要啦，但我能想象的情况不会太出格。那除此之外，我认为第二个最重要。因为我暴论过，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没有判别老师好不好的能力，而绝大多数学生也绝对不单纯因为学不会才来补课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增加努力的时长。反正都是学，为什么不找个自己喜欢的老师学呢？但是一般来说，同时满足前三点的，基本都是在校老师，或者前在校老师跑出来搞钱。

大学毕业生去干这种工作，有啥优势条件？其实也就只能混口饭吃。专业能力谈不上，培养投入企业不肯多给，也没有教研信息渠道。企业也是基于这一点，顺利完成了压价，利用教师培养体系流水线生产“当红教师”。这样的个人，是有极限的，不会动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个人来说，最好的结局其实就说，毕业之后干了几年，在这些年头里，机构已经赚回本了。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顺利“出栏”，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体经营。对企业来说因为专业能力都是可复制的，而那些前沿的教研信息都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出去又能怎么样？你出去反而就享受不到信息差了，你能带走的只有你所谓的“专业能力”。企业则又源源不断的培养新人。但是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行业也是完成了这样的再生产，因此行业也是增殖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这个行业了，同时可能也让更小的年轻人消耗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讲，教培跟很多行业一样，是青春饭，是商业运作。但不一样的是，这里面运作的不光是打工仔的生命。

教培牛马的压力，从哪里来？

接下来我们讲讲，机构的经营压力在哪里。最直接的冲击肯定是家庭教育投入在减少的问题，家庭消费本来就在缩减，更何况是逐渐看明白教育回报率的家庭。长远看，学生数量也会越来越少，需求总量是不太乐观的。

但是教培企业对自身的业绩计划能变吗？有点难吧。和别的行业一样，老板们投资完之后第一件事想的是回本。前面我们讲过，机构各有特色，他们有的可能在获客上成本超低，可能在教研或者师资上有独到之处，还可能在这些方面有什么独到的创新。然而人力之外的竞争力都是需要前期投入的，没达到盈利预期对他们来说就是亏。在公司这样一个决策集中的地方，老板这个时候还是想要逼一下自己的公司的，说不定会有奇迹。这可能也是他们在作为学生或者老师的时候领会的经营哲理。当然，我不是老板，这些都是我的猜想，也不排除老板是好的，股东太坏了。

机构大概可以被分成还几个部门，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些部门才能知道这些人的压力。

最主要的就是教学的牛马，当然一些极端情况下，机构会将研发与上课分离，所以那些讲课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教学牛马，只能被叫做说词牛马。这是以教研为核心竞争力的情况，通过备课的集中来摊低成本。当然上课本身也能集中，一个网课老师可以给成百上千的人上课。在这种集中的教学条件下，上课就像流水线，产线上专业化分工细致。夸张点说，教学消耗的脑力越来越少，体力越来越多了。当然我说的是少部分机构，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还有一个角色是教务。当负责上课的人越来越集中，上课怎么上，跟谁上，这些背后的教务管理系统和课后服务系统也会集中。一般而言，教务会用市面上开发好的软件系统提高效率。但是除非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定制，市面上现成的系统都是半成品，所以系统不会去适应机构，而是机构需要去适应系统。所以就需要人来绑在这个系统上，人比软件好用太多。这个人当然很可怜，他需要做教务的工作，需要在人和信息化系统去搭桥，很有可能他的老板还不过瘾会让他兼职“课服”。客服是接收信息，然后转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就好了。

图源：微博用户“互联网那些破事”

还有一个部门是推广，负责获客的，他们是宣传大喇叭。大喇叭也挺可怜的。推广一般在小红书，抖音和微信三个家长用得多的平台。他们通常具备一些自媒体的技能和经验，懂得平台的规则和算法规律。在获客上，他们会有一套明确的数据管理制度。他们会有数据回报上的提成，但也要承受数据上的压力。要用少的预算换取多的曝光，多的转化，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绞尽脑汁地蹭各种热点，想各种文案，这点其实也跟别的行业差不多。

在数据与客户之间，还有一个销售。比如家长从宣传大喇叭转化过来，加了机构的好友，从公域转化为私域。销售就负责通过与家长沟通来相互了解，建立信任关系。他们的收入与转化的客单挂钩，这也是企业在内部最大的人力投入。当然老板们通常是乐意这种开销的，因为销售拿走1块，意味着他给公司赚了至少十块。

至于人力和行政，他们通常是在老板和员工之间，给基层工作添加更多麻烦的人。在哪里都差不多，就不用赘述。

说完了岗位，就得说一下上班时间。家长的咨询是24小时都会有的。那下班时间谁来接纳咨询呢？常见的形式就是两班制。早一点去一批，早一点下班；晚一点去一批，也晚一点下班。加班是不可能给你算加班的，最多能帮你报销一个打车，这就是企业常有的配置。但两班制不能覆盖掉这24小时，所以那一台关系到私域流量的终端，也就是企业账号所在的手机，不能留在公司，得有人带回家。这显然就是对劳动者私人时间的侵蚀，有些家长真的会给你打电话，有些急的家长会不管是否在工作时间的。这是在规则设计上就恶心人的地方。

另外机构在周末上班是常规要求，这会让从业者的生活与过去的同学、朋友脱节。很难能凑出时间维持社交关系。在这种企业里头，大家是按小组划分的，机构也比较在乎同事之间的关系吧。因为这种工作关系带来的友谊会背负上一些劳动伦理压力，很多年起的劳动者确实想不开，大家也没经历过这方面的教育，活到手里我就干，侵吞生活就让他侵蚀。

有道理

其实，很多人因为都是外地来打工的，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没什么生活，出去玩要花钱，在出租屋躺着还要付空调电费，我干脆来公司给同事们“帮忙”了。我们小组好朋友之间一起分担压力，季度奖金大家一起赚；帮老板赚了大钱，老板还会掏钱请我们吃饭，这样多好。这种单纯是许多学师范的应届生会有的，也是因为这种设计，老板一般不会在教师以外的岗位上雇佣本地人。因为本地是没有“集体荣誉感”的，但是别的地方来的人就好拿捏很多。

当行业的压力传到到每一个企业时，教培机构想要稳利润，那就还要压低成本，最简单的选择就是削减人力开支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销售被优化，因为他们是直接分享老板的利润的。所以此时企业一般会提出“人人都是销售！”的口号。这样的改革并不会造成内部过多的危机感，因为这意味着这部分本来大家都无法染指的提成，现在人人都有机会了。不过这种策略对业绩下滑的减缓显然是不够的。许多企业会采用更大面积的岗位所见，一人多职。

可能在人人都是销售后的某一天，人人就是身兼数职了。教师可能同时要教研、要上课、要充当教务、要想小红书文案、要讨好家长请他们帮自己完成引流任务；做新媒体文案的也要去拍视频、做直播、回复后台消息……这里面还有很多复杂的工作，比如教研。这块我先不展开了，有的所谓“名师”，其实也会把活摊给所有老师这也是老师们的负担。

老师应该是“微观主体上的社会主义者”，但这很难做到

教培机构的东西基本讲完了，我们还得回到公共教育的讨论。在上文中，我们能看到一种教育在产业上的集中，而在学校教育中，其实也面临这种集中。所以学校里头的老师也混面临他们的困境，甚至比机构更繁琐复杂。

但对于家长来说，他们没有直接掏钱给公立学校，但是直接掏钱给市场化的培训机构了。所以他们能理直气壮地向机构提出要求。普通劳动者家庭对学校教育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要对代表教育体制的老师表达表面上的尊敬，另一方面也会私下表达他们的“不负责”。劳动者每天辛勤工作到家还要看孩子学习，还要给他们做手工、拍照片、签字，有些学校里的活动还不得不配合。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还得生气，家长容易吗？到底谁的错？一定都是老师的错，你拿国家财政拨的工资，就这么教育孩子的？老师肯定也难受，所以到底谁错了？家庭为教育增加如此多的金钱、时间、经历投入，换回了什么呢？作为父辈，怎样从这种投资中获利？这样的反问其实指向了这种规则的受益者。

培训机构是受益者吗？家长对机构的心情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培训费用是家庭额外的投入，缠绕在是家庭消费背上的水蛭。但是另一方面，家长可能又觉得贵又贵的道理，它确实一定层面上解决了家庭的诸多问题，释缓了家庭矛盾，让家长从家庭教育中解放了出来。很多家长也会在这种为孩子花钱的过程中，享受自己爱孩子的那种伟岸形象，这可能是一种颇有特色的心理。

建构主义教育学习理论会认为学习者是通过与环境、他人和经验的互动主动建构知识。因此教育者不是在单纯的授课，而是在营造环境、积极互动、引导学习者在经历中形成经验。现实生活中的模型并不是只有教师一个教育者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关联共同塑造了这个世界的学生。是的，老师们总说要好的学习氛围，而最大的学习氛围就是这个社会。个人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那个理想的全面发展，需要拜托的不止是家庭的束缚、学校的束缚、当然还有这个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束缚。

这当然是一句大话，但是这也意味着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是宏大的。如何能在一个普遍具有心理疾病的社会里培养一个健康的人呢？专注于“教”本身的老师，就像是给孩子洗了一个干净澡，然后让孩子们穿上了旧衣裳。作为老师，可不该仅仅是一个在孩子面前背出知识点的牛马，他们应该要去做一个新与旧的纽带，去弥合这个社会的分裂与间隙。

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不是老师能改变的。教师不具备干预其他事务的能力，就例如老师很难去参与孩子的家庭事务。所以，如果我们针对要去追求这种社会的教育，那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教育者，都应当具备与学习者沟通的能力，去接纳和引导他们进步然后超越现有的自身，去理解他们的需求创造出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是教师，每个人都是微观主体上的社会主义者，这样超越家庭、校园、民族、性别诸如此类的藩篱去实现这样社会的教育。所以应当是需要一个教育者中的教育者的存在，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很难。

教育从不仅仅是教育问题

不同阶层的家庭，所期望教育是不一样的。教培服务因为他的商品属性，只能说是一种少部分人的教育。有些家庭的再生产需要相当一部分教培的补充投入。也有很多生活在农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比如父母从事劳动强度和时长很高，但是回报还算丰厚的一些行业，比如长途司机，比如跨省作业的工程队等等，他们在壮年时期的可能收入会较多，但是也辛苦。他们常年不在家，本身对家庭有一种亏欠，因此他们需要购买这样的服务。这种现象是要完全能接受的，作为这种老师，其实不是单纯的是一项工作，其实也是受雇去介入这个家庭。这种报酬，按理说应该是全社会提供的，但是又因为我们国家特殊背景，教育开销中很大一部分依然需要家庭来提供。当老师介入这个家庭，介入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操心的不单是孩子的学习，必要时也得进行一些“社会工作”。这对于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有益的。但很多老师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和意识，甚至不认为这应该是自己的事情。

但我们的教育不能够成为少部分人的教育，我们对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中的集中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学生们不应该指望凭借这样的资源集中的路径，抢夺更多的教育资源胜过更多的人。直白的说，这种位次的选拔会让所有的竞争者都走向了失败结局。教育应当让我们获得自由，而不是套上沉重的枷锁。同时，我们也要继续追问，每一个在竞争中都注定了的失败者，又能从这种系统中得到什么？这套把戏又在让谁持续受益？

所以我会说，学科培训这种衍生的盘外竞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不是虚伪地辩解，必须要承认与很多岗位相比，教师还算是一个比较优渥的工作。教师和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也都一样，不需要的不是比谁过的好、谁过的惨，也是不什么让别人同情自己的烦恼。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改善包括教师在内所有劳动者的待遇和工作环境。

所以我会说，学科培训这种衍生的盘外竞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与很多岗位相比，教师还算是一个比较优渥的工作。这不是虚伪地辩解，而是必须要承认，正是因为作为主体的教育系统出现了巨大问题，教培作为商业化的补充，才得以衍生出了如此大的空间。教师和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也都一样，不需要的不是比谁过的好、谁过的惨，也是不什么让别人同情自己的烦恼。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改善包括教师在内所有劳动者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思考目前以淘汰机制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对所有人，包括老师、学生、家庭甚至是教培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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