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拣快递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

2020年初，我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便连续高烧三天，困在西安的出租屋里，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动向。那些日子里，母亲只有在很晚的时候才与我通电话，直到有一天她发送一张手背、虎口还有手指关节处开裂的照片，我才知道她在医疗器材厂上班，每天将手浸泡在消毒水里。她的皮肤天生容易过敏，一块胶带就能让皮肤起一片红疹。

自从2011年36岁的母亲被工作了十年的工厂裁员以来，她先后开过烟酒店，卖过保险，进过传销，也摆过小摊，现在又去医疗器材厂上班。不久后的一天，母亲电话里说：“我准备不干了，这手受不了。”

到了11月某日，母亲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她现在进了极兔速递的站点，还是个小负责人，我第一次在母亲的话语中感受到她对工作的激动。从西安回南京前，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极兔速递，这在当时是个陌生的名字。2015年后，当拼多多快速占领下沉市场时，它急需更高性价比的物流服务，极兔正是凭借其在东南亚积累的低成本运营经验，迅速填补这一需求。

在我看来，母亲再一次挑了一个“孬活”。见面当晚，我们因为这份新工作爆发了一场持续整晚的争执。我问母亲：“你知道西安的快递都爆仓了吗？”她说极兔不会，我不知是实情还是倔强，又试探地问：“你的腰一直有伤，能不能换一份工作？只要能交社保就行。”母亲摇了摇头，说已经试过了，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累。

我并不信一份交社保的工作会如此难找，于是提高了声音：“每天出去送快递，开那么重的三轮车，从早到晚，能不累吗！？”

母亲竭力解释道，她从事的是分拣工作，配送有专门的人。

我不相信，最后翻起了旧账：“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说什么都有理由辩解？为什么总是让自己看起来这么辛苦？为什么之前那么多工作都做不下去，你认为快递就能做下去？你之前哪次选择是对的？”

母亲明显地疲惫了，只说了一句：“等你毕业，就好了”，这是我们之间所有对话的惯常结尾。

第二天夜里，母亲下班较晚。我带着摄影设备，想去看看母亲工作的地方。快递站离我家不远，这条小路随着新城建设重新翻修了，但是快到工厂的地方是在绕城道和新城的夹角处，还是曾经的样貌，渣土车在水泥路上疾驰，路边是瓦棚房，没有一盏路灯。离工厂越近，越能看见左边巨大的化工厂，灯火通明；右边是新建的商品房，家家户户亮着灯。

到了快递站后，母亲的工友们正在运输最后一批货物。由于刚下过雨，地上还有积水，空气中有着薄薄的雾气，我感觉远处的城市就像一种召唤，而我站在暗处静静地等待，城市夜晚的光亮和空间上的体验是奇妙的，于是我选择拍摄了一张曝光半个多小时的照片。

母亲收工后，我骑着她的电瓶车，她背着我的相机包坐在后座上。我们就这样骑回了家，感觉像小时候她接我放学一样。夜路湿滑，我小心翼翼，路上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但心里暗暗在想：快递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母亲为何如此执拗地坚持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快递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萌生了用我所学的摄影专业去拍摄“快递”这个行当的念头。

王志敏是我母亲跳槽前的工友，后来去了一家普快工作，我叫他王叔。早上6点，我和王叔到了城南的一处分拣厂，厂区比一个标准操场大些，气温飞速爬升，水泥地没有任何遮挡，被太阳晒得滚烫，烈日下分拣、搬运、装车、卸货、配送。汗水像是失控的水阀，从额头、脖颈、后背渗出，浸透工服，顺着皮肤淌下。我在厂房里希望找到合适的位置拍下这个燥热而混乱的场景，便顺势去往二楼。

二楼是宿舍区，部分天花板塌陷，地面是灰尘、水渍与烟蒂混合成的灰色，楼道拐角处放置着一台破旧的洗衣机，应该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但里面还放着几件破旧短袖，沾满灰尘。

右侧宿舍的第一间房，地上有一张席梦思，铺着凉席，这是王叔的床，他是厂区的“二把手”，所以时常会留宿在厂里。旁边还有一个电动麻将桌，也是坏的，上面放着保温杯、记录本还有一些文具，王叔的孩子有时会在这里写作业。

当我还想继续观察其他地方时，王叔说马上要去拉货，带我去大型仓看看。卡车朝机场方向开去，路上，王叔的话多起来。他很爱聊学习的事，他的儿子马上要上初三，在市里一所不错的中学。班主任说，按这状态下去，考个好高中没问题，家长得配合好，争取将来考个好大学。我能看到他眼里的光，“孩子不太想我去学校太多次，能理解。”王叔忽然说了一句，语气很平常，像在陈述一个事实。听说我是研究生，他言语里带着认可，接着便问起高考报志愿的事，大学生活费要多少？学美术出来能干啥？为啥要学摄影？我尽量一一作答。

卡车开进了一片巨大的物流园区。机场附近的中转站规模惊人，高耸的库房连成了片。王叔指着不同的区域，如数家珍：“喏，这个园区，XX公司投了多少亿……那个仓库，YY公司砸了多少钱……”语气里带着一种身处其中的参与感。我拿起相机，想拍下这钢铁森林般的景象。园区里走动的人立刻投来警惕的目光。王叔低声说：“收起来吧，到处是摄像头。”

太阳像一块烧乏了的碳，云似是蒸笼，蒸着空气中的一切水汽，8月的雨未落时，非常憋闷。有的工人脱了上衣，汗水滴答地流淌，空气中的灰尘粘腻在皮肤上。

王芳在传送带的中间位置，整条线上有十多个工人，她是惟一的女性。手上戴着劳保手套，脖子上挂着一块蓝色的湿毛巾，快速地拨拉自己的货物。传送带的站位有讲究，最前头的人需要在一堆货物中找到自己的货物，越往传送带的后面，需要筛选的货物越少，压力也就越小。到了王芳这里，货物已经过了几人的筛选，洪流变成了相对有序的支流。而传送带的最后一人往往不必分拣，只需检查货物有没有出错，如果遇到错件就将它们扔回原来的位置。

上工前，王芳组里的人不愿意与我过多交流，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态度冷淡。突然，外面暴雨倾盆，雨水密集地捶打着铁皮屋顶，凉风卷裹着砸碎的雨水倒灌进铁皮棚里。这场雨来得及时，为工人们降了降温，也将工人的话匣子打开，心口的那股闷气得以抒发，有几位也会主动与我说上几句话。

王芳理清了她的货物，骑上车去送货。我们约了等她回来后，再去她家里拍点照片。她回来时，天色已经昏沉，零星的雨点再次坠落下来，她家在城北郊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她穿着红色雨披，楼道里是老式的白炽灯泡，带着点橙黄色的暖光映照在她身上，我决定就在那拍。她好奇这里有什么好拍的，于是我一边挪动相机寻找构图，一边在大画幅相机的取景器上给她指出雨夜颜色的奇特感受。也许大画幅的取景器在夜晚太过昏暗，王芳表示看不清，但她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时，反而更自在。

或许我母亲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王芳和我述说她的成长：她和我母亲是相似的人，上学、农作、逃离，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只上过一年级就因贫辍学，倔强地站到教室门口听课遭遇老师的冷嘲热讽；在大城市里漂泊谋生，执意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又陷入并不如意的婚姻。

“现在我年纪大了，去哪儿都没人要，身体也渐渐跟不上了。前几年去送外卖，冬天晚上，我摔进小区的水池里，单子也快超时了，我马上爬起来，一口气爬上六楼，把单子送完才回家换衣服。那天冻着了，身体现在受不住风，兜兜转转就在中转站做分拣，虽然累，但是有社保，也不用总是受冷。我现在也买了一些保险，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和房租一交，孩子要是哪天需要钱呢，还能剩多少钱？现在做快递能有点结余。”

2022年5月，我刚在北京完成了一个项目的拍摄，赚了几万元钱，回到西安的学校，母亲突然打电话，唠完家常后，轻描淡写地说她最近回家了，快递先不做了。我感觉异样，于是追问，她说，患癌了，结直肠癌，四期。

匆匆赶回南京，我陪着母亲严格遵循医嘱，化疗、靶向治疗、锻炼、注意饮食等等。母亲比医院里其他病人的反应大很多，但始终在我面前表现坚强。2024年底，医生把我从病房叫出来，说母亲过不了春节，应尽快转到社区医院输营养液维持。这段时间，母亲的工友与朋友刘菲阿姨常来帮忙，每天做一顿丰盛饭菜送到医院，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做了三个月。她天天骑一个小时的电瓶车过来，陪母亲聊聊天，等母亲午休睡着后再回去，如此照顾直到母亲离世。医生要求转院的时候，也是刘菲阿姨独自一人挨家医院去问，直到第三家医院同意接收时，她才给我打电话：“聊好了，聊好了，中西医结合医院有床位！”

在中西医结合医院里，我看向远处雾霭下的山，夕阳渐渐落下，日晕朦胧，我已不清楚这是第几个落日。母亲的心跳已渐渐衰弱，身体也开始逐渐失温，艰难地喘息。看着她在昏迷前握着我的手，我忍住哭声，对自己说：“不要哭，会好的……”

在陪伴母亲治疗的灰暗日子里，我收到邮件告知拍摄项目《快递》入围了德国徕卡摄影奖，我很希望带着母亲一起去领奖，但她已经虚弱到无法承受一场跨国飞行。我知道母亲很为我自豪，她那些接纳我拍摄的工友们也为我高兴，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真的理解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母亲的生命落幕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对她的告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母亲离开后的第32天，清晨5:02，她进入了我的梦里，站在家门口的院子前等我。我远远地看到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缓缓抬起手向她招呼一声，她微笑着给我回应。我奔跑前去，扑到她的怀里，始终在哭泣。母亲轻抚我的头说：“我现在很好。”

小区里最近都在流传两件事情：小叶去世了；小叶的儿子上电视了。记者来访，家门口的小院和母亲照料的植物成为了我的背景，记者们想了解作为快递员的母亲。他们问我，方便在栏目里透露母亲的姓名吗？

我说，叶菊。

名字很美，像是野菊。

图片编辑 |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