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新周刊|中年失业者的焦虑
来源网站:weekly.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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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裁员, 失业者, 职场人, 公司, 财新, 民营企业, 数据
涉及行业:服务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地点: 北京市
相关议题:中高龄劳动者, 就业, 失业, 青年失业, 裁员, 离职辞退(包含遭到裁员或逼退), 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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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岁以上中年职场人在求职过程中普遍面临年龄歧视,简历投递后获得面试机会的比例极低,且再就业难度明显高于青年群体。
- 由于企业降本增效和对年轻化团队的偏好,中年员工成为裁员重点对象,部分公司甚至将35岁作为简历筛选和晋升、解聘的门槛。
- 产业升级和新技术快速发展导致部分中年劳动者原有技能贬值,技能转型难度大,造成结构性就业矛盾。
- 失业后,中年群体更易陷入长期失业或被迫转向灵活就业,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面临压力。
- 在大规模裁员中,虽然各年龄段员工均受影响,但裁员范围较小时,35岁以上员工首当其冲,劳动关系稳定性下降。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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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新周刊 张粲,徐佳扬(实习)
在北京一家美资外企打拼十年的徐阳,今年3月遭遇了裁员。
受中美关系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部分外企缩减、调整在华投资规模或业务。徐阳就职的软件公司也不例外:大幅收缩在华业务,中国团队裁员比例高达约70%,她所在的市场部几乎全员被裁。
徐阳坦言,虽然公司此前已历经多轮裁员,她对个人去留早有预感,但当整个团队几乎“团灭”的现实骤然降临时,她仍感到震惊。更强烈的焦虑并非在裁员当下显现,而是在一至两周后才悄然袭来:那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和对自我价值的质疑”。
两个月后,徐阳在朋友推荐下获得了一份广告策划相关的兼职,46岁的她就这样加入了灵活就业的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这个群体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
徐阳并非不想重返职场,获得一份有稳定薪水的全职工作,但职场的隐形门槛让她难以跨越。
失业的3个月时间里,徐阳共投出四五百份简历,10家左右企业先以电话形式沟通,最终发来面试邀约的只有三四家。
徐阳面临的情况,在35岁以上求职者中较为普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文书等人撰文指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高峰较早,主要集中在步入中年后的35—40岁。
近两年,有研究发现,失业率上升伴随着年龄歧视投诉量的增加。就业岗位的收缩以及企业主对成本控制和效率的极致追求,使得35岁以上中年职场人被替换的风险升高。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颖对财新表示,“35岁门槛”深刻影响着中年职场人的就业稳定性与心理安全感。
万仕道(Wisest Talent)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朱靖对财新透露,2025年,35岁以上中年人就业难度比过往更高。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企业期望用更低的薪资招聘到100%合适目前紧缺岗位的候选人。但大部分35岁以上的候选人过往薪资较高,且在过去10年里形成了“跳槽=加薪或升职”的认知,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落差较大。
另一方面,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也令中高龄职场人旧有的职业技能加速贬值,甚至被新技术所替代,而弥合技能缺口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高于从前。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剑向财新表示,技术迭代加速、产业升级深化带来的技能鸿沟使得人才的供需错配普遍存在,35岁以上求职者则是这种大环境下感知更加明显的人群。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分年龄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不同年龄组失业率出现分化。6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14.5%、6.7%,低于5月0.4个、0.3个百分点,但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不包含在校生的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较5月上升0.1个百分点至4.0%,与上年同期持平。
从失业率来看,国内30岁以下初入职场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大,30—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抽样调查,30—59岁人口占比46.07%,15—29岁人口占比约10.76%。经财新估算,30—59岁群体失业总数高于15—24岁青年群体。
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与青年失业相比,35岁以上劳动者失业,再就业难度更大,也更容易陷入长期失业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35岁以上劳动者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如何促进这一群体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收入水平,不仅关系到每一代人和家庭的福祉,更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
目前来看,要攻破中高龄群体就业难题,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协同发力,从法律保障、制度托底、技能升级、观念转变等多维度来构建年龄友好的就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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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
今年以来,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调整在华业务布局,IBM、奔驰、沃尔沃、微软等知名外企相继传出裁员消息。
徐阳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美资软件企业,业务涵盖工业软件、建筑设计、影视制作等领域。今年3月,公司决定将核心业务转移至中国总代理负责运作。
在徐阳看来,这一调整或许是公司逐步退出中国市场的前奏。她表示,受政策影响,美资企业在华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例如部分大客户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从而影响合作。出于对未来形势的预判,公司最终选择在中国市场收缩战线,将主要业务交由总代理操盘,以降低风险。
在此次调整中,徐阳所在的中国团队被裁撤约70%,她所任职的市场部更是全员被裁。
她坦言,如今外企在中国的处境确实较为尴尬,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美资企业。从公司角度来看,转向总代理运营有利于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毕竟外企自己的薪资体系和福利待遇普遍较高,总代在薪酬和福利上会节省很多”。这是团队内部的推测,也是她认为公司调整的原因之一。
公司控成本动作在疫情之后显露。徐阳透露,由于大幅缩减办公面积,许多移动办公的员工只能申请临时工位,即在确有需要时才前往办公室,日常则以居家办公为主。团队每周召开一次线下例会,确保高效协作。
在被裁员之前,45岁的金融行业资深从业者武艺潇年薪已达50万元,属于行业内的中高层收入水平。然而,2021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收缩。武艺潇所在的信托行业也不例外。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2023—2024中国信托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信托业从业人员为17563人,较2022年末20691人明显减少。
2023年8月,武艺潇任职的某知名信托公司因部分信托产品无法按期兑付被托管。此后,她的工作陷入半停滞状态——既无需每日到岗,也几乎没有新增业务可做。尽管公司仍维持原有薪资和社保缴纳,但整个团队已处于“待岗”状态。2024年2月,公司启动裁员计划,目标削减40%的人力成本,武艺潇最终未能幸免。
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生存境况及发展结构,关乎就业市场的稳定性和人才需求层次。产业情报平台上奇产业通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民营企业数量保持增长,但新设及注销企业更替频繁。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由20世纪90年代的约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
在波动的就业市场中,35岁以上中年职场人成为最容易被“甩出轨道”的一群人,成为非连续就业者。技术的突飞猛进加快推进民营企业结构调整,中年职场人的职业转型压力也随之加剧。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新设“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民营企业83.6万户,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四成以上,同比增长1.4%。其中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增长最快,达到18.0%。新设“数字经济”民营企业27.4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13.9%,其中“数字产品服务业”增速最快,几乎是去年的2.5倍。
猎聘《2025年上半年人才供需洞察报告》显示,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同比增长最快的TOP20职位中,人工智能相关岗位占据六席,且增速均超过30%。其中,机器人工程师和算法工程师以超50%的增速位列第一和第三,数据建模、深度学习、数据标注及机器学习等岗位也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新质生产力对就业岗位的拉动已经反映在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的租赁行情中。以上海为例,市场机构戴德梁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二季度,上海TMT(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租赁需求保持强劲,包括头部短视频平台、电商、高科技公司等,租赁面积占比22.7%。
但传统岗位在加速消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毛宇飞指出,传统就业主力行业,如互联网、房地产、教培和金融,在政策调整和行业变革中需求收缩。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比较突出的。35岁以上的求职者恰恰处在旧动能行业中,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生转换,为新行业所用,由此产生结构性矛盾。
从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和租金水平来看,白领岗位的供应仍有待恢复。
业界普遍将“20%空置率”视为城市写字楼是否过剩的“警戒线”。前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北上广深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为16.9%、23.6%、19.8%和27.8%。上海和深圳的空置率已经越过“警戒线”,且均较2024年第四季度提升了1.2个百分点。戴德梁行分析上海市场时指出,搬迁需求依旧主导写字楼租赁市场,而新租和扩租需求有限。租金来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分别仅相当于四年前的68%、76%、69%和76%。
即便一些公司所在行业景气度较高,也可能因公司发展战略调整突然裁员,或为吸纳年轻人而“换血”。
今年36岁的陈果此前供职于浙江嘉兴一家世界500强日资半导体企业,非985、211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她在这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一职。被裁之前,她已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2年。“(工作)非常轻松,朝九晚五双休,一天只忙一小时,很自由,每月到手薪资1.4万元。”陈果表示,这是一份幸福感很高的工作。
2024年7月,陈果在35岁的人生节点上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裁员。她对财新表示,没有想到裁员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由于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以为能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
得知失业的陈果感到非常悲伤,“一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二是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就不会聘用35岁以上的人”。当时的她对自己还能否找到工作并没有底。
目前劳动力市场中“35岁门槛”的表现形式多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对财新表示,在招聘环节,用人单位可能将35岁作为内部简历筛选的条件,不给予相应的求职机会。在职位晋升以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方面,也会将35岁设定为门槛,即35岁以上的员工无法获得晋升机会,或者解聘、淘汰35岁以上的员工。
吴瑜于疫情前进入互联网大厂腾讯工作,当时公司处于上升期,对各年龄段的员工都比较包容。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互联网行业监管趋严,公司进行结构性改革,裁员风暴在各部门中展开。
35岁以上的员工成为裁员重点对象。2023年冬季,45岁的吴瑜成为部门中第一个收到裁员通知的人,她对财新表示,她基本上每年都会获得优秀员工称号,被裁半年前还因工作表现优秀,获得了公司的期权。“虽然从2022年开始,公司就释放出‘队伍平均年龄偏大,需要年轻化’等信号,其他部门也开启多轮裁员,但从未想到会轮到我。”吴瑜回忆被裁时的心境。在她被裁员半年后,同组一名50多岁的男同事也接到了裁员通知。
2024年,陈果身边不少朋友都遭遇了裁员,她感叹道,“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陈果观察到,被裁人员并非全是35岁以上群体,当涉及大规模裁员时,年轻人同样会被波及;但若裁员范围较小,35岁以上群体则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