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行业的性别隔离

理发行业的性别隔离

作者：cc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理发业作为重要的服务领域之一，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悖论的是，传统的服务业多以女性为主，90年代以来城市服务业中的女性比例一度高达70%（张成刚, 2019: 63），但是，在同样作为服务性工种的理发行业中，男性理发师却成为了连锁理发店的主要劳动者（李钧鹏，张志强，2025）。然而，与卡车等行业不同，男性并非在理发行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与上述连锁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仍然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个体理发店（钟晓莹，2023）。这样的双重悖论引发了研究者的初步思考：理发工作涉及审美、细致服务与情感劳动，往往更匹配“敏感、温柔、艺术”等传统意义上与女性相关的性别气质（李银河，2018: 207），那么，为何在刻板性别气质中更符合女性的工作，在连锁店中却是男性劳动者数量更多？为何同一行业中的不同店铺类型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占比状况？这些疑问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起点。

一、文献回顾

“职业性别隔离”由爱德华·格罗斯提出，指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Gross, 1968: 198-208）。理查德·安克进一步将职业性别隔离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前者指不同性别在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分布，后者指不同性别在同一职业中的层级分布（转引自李钧鹏）。职业性别隔离会造成男性与女性收入和声望的不平等，其中，女性或普遍聚集于较低收入、较低声望的职业中，或大多位于同一职业中更低层级的位置（李汪洋, 谢宇, 2015）。

部分学者对特定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现象进行研究，但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普遍关注较少。在服务业领域，女性占比总体较高，但行业内部男女之间的职业分布、待遇条件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理发行业因其性别隔离的特殊性引发了学界的好奇：作为美容类型的服务岗位，连锁理发店中的男性理发师反而占比较高。不同学者从社会想象、前劳动市场及劳动过程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这一反向性别隔离的形成机制（李钧鹏, 张志强, 2025；王雅静, 罗牧原, 2018），学者钟晓莹则更为敏锐地捕捉到了理发行业内部的异质性，指出在连锁店之外，个体理发店仍然保留着女性占据主导的状况，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双重性别隔离”（2023）。但是，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对结构性限制的梳理和分析，缺乏劳动者个体对于职业的选择和理解。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疑问：在这一双重性别隔离的行业中，性别机制是如何在个体层面发生作用的？它如何“制造同意”，并建立起不同性别的职业认同？男理发师又该如何调和职业要求和男性气质之间的潜在冲突？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在劳动者个体身上发挥的作用，进而理解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如何在个体层面完成的。

二、个体理发店

以改革开放和 21 世纪为界限，理发行业大致经历了从“剪发”、“理发”到“美发”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新的工作机会的出现，让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理发的男性减少，女性便进而填补上了这一在当时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位空缺，从一定程度而言，当下个体理发店以女性为主的状况，也是某种历史性现象的延续（钟晓莹, 2023）。然而，抛去宏观的历史分析，要深入考察为何女性愿意选择这份工作，还需要回到她们自身对于职业选择的理解。

（一）传统性别气质的内化

劳动过程建构出了特定的性别气质，而特定的职业性别气质事实上也影响着不同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在学者钟晓莹看来，个体理发店中的劳动过程建构出了某种“温顺顾家型”的女性气质，这使得理发被看作是适合女性的好选择（2023）。

首先，作为与外貌相关的、修饰性的服务类工作，个体店内的理发师需要关注顾客的发型细节，并以温和的态度与顾客相处。这种职业要求与社会对女性“温柔、耐心”的性别气质要求相匹配，也因而使得个体理发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更适宜于女性的工作。其次，个体理发店大多位于社区等位置，来往的大多为熟客，满足的是顾客功能性的理发需求。这要求理发师善于拉家常、拉拢熟客，而这也被个体店中的女性店主们认为是“大老爷们干不来的事情”。

在职业性别隔离的相关研究中，女性往往集中于地位和收入较低的职业或同一职业中收入和地位较低的岗位，这既有宏观层面社会结构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也是个体层面女性在性别气质的要求下自我选择的结果（Knoppers, 2002）。个体所处的文化塑造了个人对于不同职业的偏好和抱负，女性作为被社会理解的“第二性”，对自我更加轻视，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理理发还行，门槛低”，工作也仅仅作为补贴家用的次要收入存在。这些自我理解和职业理解共同将女性推向了这一社会意义上更“女性化”、更“温顺”、不具“威胁性”的工作岗位。

（二）再生产劳动的自愿协调

相较于男性，女性承担着更多的生育和照料责任，也因而面对着更多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冲突（申超, 2020）。相较于需要每天上班、定时打卡，甚至还常常加班的连锁店理发工作而言，“自己开店”给了个体店中的女性理发师更多弹性时间去完成再生产劳动，让她们能够自由控制上下班时间，从而兼顾照顾孩子与家庭琐事。这种便利性也成为了很多女性选择这一工作的原因。笔者在拜访一位相熟的理发老板娘时，发现店铺大门紧闭，一度以为理发店倒闭了。过两天联系上老板娘，才知道当时她是要回老家送孩子去外地读书，所以直接闭店了一周。

这种对于弹性化职业的选择，事实上正是女性劳动者对于再生产劳动的自愿协调的结果。她们将母亲的照料和养育责任内化于心，以家庭为核心来组织自己的劳动过程，也因此放弃了进入工作强度大、加班时间长的连锁店工作。在此背景下，个体理发店虽然是劳动者工作的生产性空间，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某种再生产空间，能够容许女性理发师在其间吃饭、照料孩子，完成作为社会规范下“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理发店也由此转化为某种“理发店即客厅”式的家庭化劳动场所（钟晓莹, 2023: 33）。在此意义上，这样的双重空间不再是所谓专业化的、理性的工作场域，而是成为了非正式的、家庭空间的延伸，所对应的正是中国传统劳动性别分工“内外”二分中的“内部”领域（Jacka, 1997: 22），其中的劳动往往被忽视或弱化、并被视为是女性化的，也因而较少有男性进入。

三、连锁理发店

然而，“理发”这一在个体理发店中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却在连锁店中完成了巧妙的反转，成为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作。这其中既有中职分流、学徒制度的结构性筛选过程（李钧鹏），也必然离不开个体对于工作的理解、认同和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从业的个体通过多重话语，对连锁理发店所需的职业气质进行了重构，使之成为地位更高、更适宜于男性的工作，最终将女性排斥在外。

（一）道德话语与技术话语的双重强调

连锁理发店中的工作层级分明，分为清洁工、前台、洗头工、理发学徒、理发师、高级设计师、店长、经理等多个岗位，女性往往集中于这一链条的前端，从事理发店内中低段的工作，而男性则在从学徒开始的岗位中都占据主导地位。面对这一传统印象中与男性气质不符的工作岗位，男性通过道德话语与技术话语的双重强调将理发行业重构为适合男性的工作，进而将女性排斥在外，巩固了自身在行业内的主导地位。

首先，男性理发师往往以生理层面的差异，来强调男性身份在理发行业中的体力优势：“理发要站一整天，很辛苦的，女生很多都受不了”“没时间吃饭也没时间休息”。而这种生理层面的身体话语，往往会进一步上升到对于女性道德层面的评价，例如“吃不了苦”“事太多”“找个人嫁了就算了”。借此，他们将加班转化为美德，形塑出了一种吃苦耐劳、无需生育与照料、自愿超时工作的劳动主体，而这一主体正是以无需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男性为模版打造的。

其次，在男性理发师的表述中，“技术”与“专业性”也是常常出现的词汇。在部分理发师看来，所谓“女性更适合从事理发工作”的观念只是基于女性爱打扮的说法，但理发工作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在于掌握更多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我们还需要上课、定期培训。怎么修复发质、需要什么配比，都要记住的。”男性理发师借用了性别话语中男女双方“理性-感性”的二分结构（李银河, 2018: 208），赋予理发行业以更为理性、专业的形象，从而完成了对理发师职业性别气质的重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话语并非由理发师个体所生产，而是性别化的社会文化作用于个体身上的结果。这些话语也共同影响着雇主对于职业的理解，使之对女性职员产生歧视，最终将更多潜在的女性理发师排斥在岗位之外。

（二）时尚话语对于职业气质的重构

除了对于道德话语与技术话语的强调之外，男理发师们还使用了时尚话语来对美容行业业所带有的女性化职业气质进行重述。大型的连锁理发店倾向于采用以白色为主的简约装修风格，突出店铺整体的时尚性；而理发师们也常常通过注重自身穿搭的“高级感”，来将自己纳入到时尚体系的框架中。在某些定位相对高端的理发店中，理发师们还有机会参加秀场造型等与时尚产业直接相关的工作。“理发”作为关注外貌、顾客以女性为主的服务行业，天然地与美甲、美容等具有女性化气质的行业相近，但在这一语境下，店内的男性理发师则通过借用时尚领域的表达逻辑，把这一特质转为某种专业化、品味化与阶层化的符号，进而重构了这一职业的性别意义。

有趣的是，这种对于时尚话语的借用，也与理发师们的阶级身份和城乡身份密切相关。笔者所熟悉的 J 沙龙中，大多理发师都来自省内外的乡镇，他们因“有意思”“洋气”“好赚钱”“是门手艺”而留在这一行业。不同于上一代进城务工的长辈，他们与农村的关系更加脱离，也因而不再需要刻意训练自己习惯现代化城市生活的节奏。对于这群劳动者而言，他们已不再关心现代化所强调的“素质”话语，而是在此过程中通过对于时尚、消费的接触和了解建立起自己与现代化的关联与认同，进而生产出自己的城市身份。

同时，通过技术话语的强调、通过与具有更高符号资本的时尚进行关联，理发师们也建立起了连锁店高于个体店的行业等级序列：“（个体店）比较宽松吧，技术要求肯定没那么高，主要就是洗剪吹”“就是谋生，维持一下生计”。在这样的序列中，男性不仅更常出现于更高端的连锁理发店中，在连锁店内部也往往处于更核心的位置。通过对这一序列的再生产，两性等级结构也得以被进一步强化和巩固。

四、意义与展望

女性由于性别气质的询唤进入到理发行业，并因平衡再生产劳动的需要而自愿集中于个体理发店中。在生理话语、道德话语与技术话语的三重强调下，女性被排斥于连锁店的理发师岗位之外，受到雇主和同事的歧视，而连锁店中的理发师却借此重申了理发行业所具备的专业化男性气质，并通过时尚话语为自身的工作建立起合法性和意义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现代认同。本文并非意在忽视结构性因素，而是看到个体与结构性因素的交互作用，通过对行业内的性别话语进行拆解，文章试图理解结构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对现实的理解，而个体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讲述合法化自己的现实处境的。在此意义上，对话语的分析意味着解构，而解构正是重建的开始。

通过对理发行业的双重性别隔离趋势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性别隔离既具有历时性的变化，也具有共时性的差异。由此，我们得以窥见性别隔离的动态变化机制，并揭示其建构性。其次，这种“双重性别隔离”也提示我们关注某种新的性别隔离形态：它并非行业与行业，行业高低等级的性别隔离，而是行业内部不同工作场域的性别隔离。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关注行业内部的异质性，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我们对于性别隔离的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女性理发师的职业选择、职业生涯和连锁理发店中其他女性从业人员的就业经历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李钧鹏 & 张志强.(2025).“女退男进”：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社会科学研究,(02),134-146+227.

李汪洋 & 谢宇.(2015).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社会,35(06),153-177.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5.06.016.

李银河. (2018). 女性主义.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王雅静 & 罗牧原.(2018).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以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为例.社会发展研究,5(02),139-156+245.

钟晓莹.(2023).美发业性别隔离形成的双重路径(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https://link.cnki.net/doi/10.27159/d.cnki.ghzsu.2023.001383doi:10.27159/d.cnki.ghzsu.2023.001383.

申超.(2020).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社会,40(06),186-218.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0.06.007.

Anker, R. (1997). 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6(3), 315–339.

Gross, E. (1968). Plus ça change…? The sexual structure of occupations over time. Social Problems, 16(2), 198–208. https://doi.org/10.2307/799573

Jacka, T. (1997).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noppers, A. (1992). Explaining male dominance and sex segregation in coaching: Three approaches. Quest, 44(2), 210–227. https://doi.org/10.1080/00336297.1992.1048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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