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超30年，痛经假落地之痛

痛经来袭，忍，还是不忍？

哈姆雷特式的挣扎，发生在痛经工作的鞠莉身上。忍了一小时后，鞠莉终于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像有人在用力拧自己的子宫”，在鞠莉的印象里，她从来没这么痛过，之前吃下去的止疼药和红糖水都痛得吐了出来。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她脸色发青，已经陷入轻微休克。

一小时前，23岁的鞠莉还在浙江一家国有银行为客户办理业务，她痛得直不起腰，但隔着柜台玻璃和佩戴的口罩，没人觉察到她的异样。

决定向120求救的那一刻，鞠莉心里想的是，来不及层层上报了，事后追查起来，从监控看到她被救护车拉走，或许可以从轻处罚。

近期，“多地明确女职工可休痛经假”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浙江在2017年就出台相关制度，但鞠莉从来没有听说过“痛经假”。这次遭遇，在事后被单位记为病假。

女性职工的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保护，始于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工厂医务室开具“例假条”，为女工经期“照例准假”，让月经在民间有了“例假”的别称。

1993年，原卫生部、全国妇联等5部门联合颁布《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提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这是“痛经假”首次被列入部门规章。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1990年至今，国内共有26个省份出台过“痛经假”规定，其中上海、河北、云南等20个省份的制度现行有效。

日本、西班牙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为“痛经假”立法，但“痛经假”在全世界都面临“纸面政策”困境。据《环球时报》援引西班牙《国家报》报道，2023年6月，西班牙成为欧洲首个将带薪“痛经假”纳入立法的国家，但法律出台一年来仅有不到1600人次使用。

月经易痛，例假难请，“痛经假”落地，究竟难在哪？

制度不一，重度痛经不易界定

上班时痛经，像鞠莉一样“不忍”是意外，“忍”才是常态。

来月经的第一天，刘爽总能感受到强烈的胀痛，冒冷汗，没胃口，还伴随严重的腹泻。

“不停跑厕所，整个人都蔫了，站都站不直。”刘爽在浙江和北京换过五份工作，无论在央企、外企还是私企，她从来没请过“痛经假”，全靠硬扛。

痛经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症状，表现为下腹部疼痛、坠胀等不适。

痛经有多普遍？2015年，一项发表在《人类生殖医学前沿》的大型综述性研究显示，超45%的育龄女性被无器质性病变的原发性痛经困扰，严重影响情绪、睡眠和生活质量。

当前，全国层面痛经休假并未纳入立法。除了《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的鼓励性条款，各地对于“痛经假”的规定散见于地方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或称条例/实施办法/特别办法）中。休假条件、休息天数、是否带薪休假，细则各不相同。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梳理，“痛经假”规定现行有效的20个省份，休息时间普遍在1-2天，江西最多可以休3天。

15个省份中，“痛经假”适用于所有工种的女性。上海、江西仅适用于从事高空、低温、冷水、野外流动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作业的女性，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指的是重物搬运、高强度训练等中等偏上的繁重体力劳动；广东、福建适用于连续4个小时以上站立劳动的女性；湖南限制条件为连续2个小时以上站立劳动的女性。

除了湖北、宁夏，多数省份的规定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经期女职工下列劳动保护”。

但多数受访者表示，单位并未将“痛经假”落实到管理条例中，请假的第一步，得是单位有先例，而不是地方有政策。

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常委、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主任温陈静深耕劳动法领域二十余年，长期关注女职工权益保护，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尽管“痛经假”政策已实施多年，但司法实践中围绕“痛经假”的维权案例很少。

没人维权，不是因为请假顺利，而是不知道可以请，更不知道怎么请。

按照地方规定，请假也有门槛。经统计，有13个省份需要女职工提供医疗机构证明，且诊断需是“重度痛经或月经过量”。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李智敏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痛经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也叫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

前者是经期盆腔充血、子宫收缩，局部释放炎症因子导致疼痛，一般在经期2-3天后自然消退；后者由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等引起，疼痛时间可能伴随整个经期，甚至经期后仍有痛感。

“排除病变后，原发性痛经很难界定疼痛程度，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一般通过患者主诉判断。痛得打滚、上吐下泻，需要到医院打针的程度，明显无法工作，可以开证明。”李智敏说，对于无需药物或服用止疼药明显好转的患者，临床较少给出重度痛经的诊断。

在医院打完止痛针，挂了两袋盐水，鞠莉才慢慢缓过神来，最终拿到了“痛经”的诊断书，但并无对痛经程度的界定。

请假难，请假贵

现实中，由于多数单位没有专门针对“痛经假”的规定，严重痛经的女性职工常常以病假名义走请假流程。然而，仍有大量特殊岗位的女性职工请假不易。

鞠莉周日单休，周一至周六选一天调休。为了避免在工作期间痛经，她总是要提前计算月经时间，让痛经尽量发生在休息日。无奈月经最擅长突袭。

“柜员请假要通过主管、网点主任、部室负责人层层上报。我那次痛经是周六，领导不在行里，但情况紧急，我没有等到主管清点现金箱、核对账务、系统签退后再离开。这在银行管理体系下是不合规的。”尽管疼痛已经超过忍耐限度，鞠莉最担心的还是违反单位规定。

24岁的赵昭，是河南洛阳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现实令她无奈：“连年假都不怎么休，更别提生理假了。”

赵昭有原发性痛经，症状包括小腹坠痛、恶心疲倦、常想上厕所。但急诊留观病房的病人如流水，赵昭习惯忍住便意，只有达到忍耐阈值，再也憋不住的时候才会找人帮忙接手。

“医院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非抢救期间，医护不能在院内随意奔跑，以免引起恐慌，再着急也只能快步走。”赵昭说。

赵昭的月经量偏大。上学时担心经血侧漏，腰上总是系着校服外套。上班后，她时常忙得没空更换卫生巾，只能庆幸护士服的上衣长度盖过大腿，可以遮挡一段时间。可惜白色的裤子和上衣没法替她隐瞒太久。

工作两年，赵昭请假的次数屈指可数。急诊科的墙上挂着一张护士值班表，标记着所有人的请假事由，护士长视紧急程度决定是否通过。有限的人手让请假变成了一场比惨的较量：在同事“孕期出血”的请假理由面前，痛经休息的需求似乎难以启齿。

请假难的同时，请假还很“贵”。

当前，只有5个省份在“痛经假”规定中明确为带薪休息。其中，上海和青海的表述为“给予公假”；江西是“在月经期休息期间，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浙江是“给予带薪休息”；山东是“按照国家有关病假的规定执行”。

鞠莉所在银行规定，包括病假在内，一年请假超过20天就取消年终奖。赵昭每周开一次例会，例会请假要扣200元，“再不舒服，为了钱也得来参加”。

杨丽在河南郑州的酒店做过客服和迎宾。在酒店迎宾时，她痛经痛得站不住，捂着肚子找领导希望提前一小时下班，遭到拒绝。没有同事可以帮忙，她休息了一会儿继续站岗，“另一次请了半天假，当天被扣了100块钱”。

有一次春节期间，杨丽在景区兼职表演，第二天一大早有演出，凌晨却开始痛经。没人能替她的角色，“不上场园区直接罚款1000块”。

2008年以来，陆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立法支持女性休月经假。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全国两会上有五位人大代表建议将女性休生理假立法保护，“（应）特别规定不能因此而歧视女工，更不能以此理由扣除工资、奖金”。

全球来看，已有日本、韩国、西班牙、印度尼西亚、赞比亚等国家为“痛经假”立法，但不同国家规定差异较大，只有2个国家明确为带薪休假。

请假羞耻与月经羞耻

比制度条例更难跨越的枷锁，是职业女性的内心。

一个反对“痛经假”的常见观点是，经期休假暗示着女性的脆弱，把经期女性视作病人，这会加剧女性在职场受到歧视，使女性在求职、升职过程中处于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多位在经期靠“忍”工作的女性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比如34岁的刘爽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她担心，因痛经请假，会给领导留下难担大任的印象。

赵昭自嘲，急诊科的护士都是“女生当男生用”，她见过同事边孕吐边上班，孕期出血请了一周假，回来又重新上夜班。“在学校请假不会影响到别人，但工作之后请假特别难。我请假，就要有同事来替我上班，这让我不好意思，也害怕领导觉得我事多矫情。”

如果职场请假被认为是羞耻，那么请“痛经假”则意味着双倍羞耻。

高中时的赵昭，和朋友提到月经时，会不自觉压低音量：“我来姨妈了”。她们把卫生巾称作“面包”，买卫生巾要用黑袋子装，借卫生巾要说“借一个面包”。现在回想起来，赵昭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月经羞耻”。

从公共场合、社交平台上大胆谈论月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试图摆脱这种羞耻。但包括刘爽在内，很多人还是很难向身边的男领导、男同事开口提起痛经。

日本是最早为“痛经假”立法的国家，在1947年将经期休假纳入《劳动基准法》。2022年，《日经新闻》旗下研究机构开展过一项调查，发现不到10%的日本女职工会申请休假，不愿意经期休假的原因中，“不好意思向男领导请假”排名第一。

“我现在工作的央企，钉钉系统上的假期有一栏是痛经假，但余额显示为0。行政是个男孩子，我不好意思去问，向周围同事打听，也没人请过这个假。”刘爽说。

长期以来，痛经的感受不被理解，在同性之间也经常发生。刘爽遇见过不痛经的女同事不理解为什么来月经会严重影响工作。“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在单位）说过自己不舒服，不是出于要强，而是我知道没有办法让别人跟你真正感同身受。”

刘爽直到生完孩子才开始在痛经时吃止疼药，“因为女性长辈说吃止疼药影响生育，以前我就是硬撑”。

李智敏解释，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布洛芬）是缓解原发性痛经症状的首要治疗方法，止痛效果最明显，“非长期上瘾性服用，只在每个月痛经时吃一两颗，不会影响生育功能”。

还有很多女性以为“生完孩子痛经就好了”。刘爽也曾深信不疑，因为她的母亲两次生产后，痛经有所缓解，但刘爽生完孩子痛经仍如往常。

李智敏表示，原发性痛经的部分女性，在生育后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是因为怀孕过程中，女性激素变化可能抑制前列腺素过度分泌，从而缓解疼痛，但个体间存在差异，不存在必然关系。而继发性痛经不会因生育消失，甚至可能加重，更值得警惕。

在多年妇科诊治过程中，找李智敏开痛经假条的患者并不多。原发性痛经时间短、不适感强，难以工作的同时，更难拖着病体去医院。继发性痛经时间长，门诊通常一次只能开1-3天的假条，痛经假时间太短，“更多人还是靠忍，痛不欲生才来医院检查和治疗”。

“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由内而外的阻力证明，“痛经假”仅作为一种制度存在远远不够。从能请假到敢请假，女性职工还需要更包容的工作环境和文化。

和很多职业女性不同，任灵有过近十次顺畅的痛经请假经历。

任灵是原发性痛经患者，肚子里仿佛有一台绞肉机，每个月定时开机。腹部开始绞痛“动工”，她就不得不“停工”。

2025年7月3日，经期第二天，任灵趴在工位上直冒冷汗。直属女领导见状，私聊询问她情况，得知缘由后立刻劝她请假：“公司有带薪月经假，不用白不用。”

任灵在OA系统提交申请，一分钟后显示流程审批已完成。

“女性员工每月享有一天无需提供‘诊断证明’的病假”，被明文写在珠宝品牌DR母公司迪阿股份有限公司（下称DR）的规章里。入职三年来，任灵曾多次使用该假期，7月手头工作太多，她原打算忍过去，但还是在领导的“劝退”下请了假。

DR人力资源部企业文化负责人杨春白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女性员工占比达70%，创始人也是女性，对女性在职场的特殊需求更加重视，除了每月一天的带薪“痛经假”，公司还提供卫生巾、止痛药和暖宝宝。

企业落实“痛经假”，最大的顾虑之一是成本太高。当前，各地关于给予“痛经假”、卫生费和卫生用品的规定，均由用人单位承担成本。

企业为什么要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

杨春白雪表示，虽然要承担一定的隐形成本，但这能提升管理人员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度，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长期来看企业也会从中受益。

任灵认为，“痛经假”解决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令职场女性难以启齿的隐性困境。在前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时，她时常编造头疼胃疼的理由，来为痛经请假。

“希望有更多企业减少繁琐的请假流程，重视痛经假的同时，营造温暖友好的职场环境。”任灵将“痛经假”经历分享在小红书，得到上万条点赞。

西班牙2023年通过的《性与生殖健康法》规定，当女性因继发性痛经无法工作时，经诊断可依法享受带薪休假，其间薪酬由社会保障系统支付，而非用人单位承担。尽管这项法规因为将原发性痛经的女性排除在外遭受指责，但仍有可借鉴之处。

温陈静建议，可以探索更加完善的配套机制，如探索将“痛经假”待遇纳入公共社会保障体系，或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引导企业成本分摊，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构建更为完善的女性健康保护体系。

“有条件的企业应主动提供更人性化的休息安排，工会、妇联也应加强普法宣传，提升企业的合规用工认知。”温陈静强调，“更为关键的是，要让女职工和社会各界都充分了解‘痛经假’是一项正常、合法的权利，形成广泛社会共识，才能加快消除请假时不必要的顾虑。”

（鞠莉、刘爽、赵昭、杨丽、任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