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育儿难 学者吁降低家庭团聚成本｜教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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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是数字经济浪潮中“赶潮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的流动人口。近年来，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其职业现状、工作模式、权益保障、未来发展趋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家庭生育与照料和子女教养等议题的研究较为少见。外卖骑手的高流动性，使得其子女也面临随迁还是留守的难题。

近日，由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以下简称《蓝皮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蓝皮书》披露了题为《外卖骑手的子女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的调查研究。该研究显示，外卖骑手的就业城市、婚育状况以及性别，对子女是否随迁及外卖骑手育儿参与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该研究有效样本数为42700份，其中有子女骑手的有效样本为19717份，其他骑手的有效样本为22983份。

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外卖骑手，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在诸多关键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从积极角度来看，外卖配送这一灵活的就业方式，为承担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的劳动人口，提供了有效平衡二者的可能。

大部分骑手是跨区域流动，有子女的骑手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地区就业。其中，2/5的骑手跨省流动，接近2/5的骑手流动范围属于省内跨区县流动，只有1/5的骑手是在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内就业。

外卖骑手流入城市的规模，对子女的居住状态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外卖骑手与子女在本地同住以及子女随迁的比例逐渐降低，子女留守的比例逐渐增加。从普通城市到一线城市，外卖骑手与子女本地居住的比例从18.53%降至6.53%，子女随迁的比例从32.61%下降至25.47%。

研究分析指出，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如房租、物价等给外卖骑手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复杂的居住环境，如住房资源紧张、居住分散等问题，增加了生活的不稳定因素；而相对严苛的教育政策，使得外卖骑手子女在大城市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困难重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大幅提高了外卖骑手携子女共同生活的难度。

骑手的婚姻状态对其子女随迁还是留守也有关键影响。对于有配偶的外卖骑手而言，家庭结构相对完整，夫妻双方在子女抚养和家庭事务上能够相互协作、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携带子女外出务工的比例（33.24%）显著高于无配偶的骑手（19.26%）。

在有子女的外卖骑手群体中，身处一线城市且无配偶的外卖骑手的育儿状况可能处于“双重劣势”——一方面，无配偶的外卖骑手因缺乏配有的支持和辅助，其子女留守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激烈竞争环境以及复杂的教育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无配偶外卖骑手在育儿方面的困境。研究认为，“双重劣势”的存在，极有可能导致弱势的延续和加剧，形成代际传递的潜在风险。

外卖骑手就业门槛低，为女性兼顾就业和家庭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女性外卖骑手数量显著增长。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女性骑手从51.7万人增至70.1万人，增幅达35.6%，增速远超同期骑手总数19.3%的增速。

前述研究显示，女性骑手育有子女的比例超75%，显著高于男性，且有子女的女性骑手子女数量均值更大。这说明，相较于男性外卖骑手，女性外卖骑手的家庭照料压力更大。

研究还显示，子女的居住状态与外卖骑手性别存在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女性外卖骑手中，有26.52%的人与子女共同居住在本地，有42.15%的人携带子女从事骑手职业。男性外卖骑手两项数据分别为13.57%和30.24%。在育儿参与度方面，女性骑手参与育儿比例和陪伴程度量化评估也均高于男性。这表明，尽管外卖配送工作具有高强度与不确定性特点，但女骑手在承担家庭育儿责任方面仍展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数据显示，相较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教养模式更为积极。为此，《蓝皮书》主编、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指出，公共政策和社会认知需要实现一次根本性的转向——从将骑手视为孤立的“个体劳动者”，转变为将其看作“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她建议，大城市在制定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类群体的家庭化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积分入学等政策予以适当倾斜，切实降低他们的家庭团聚成本。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则呼吁：“流动人口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发展的‘动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住房、社保等，不是特殊的‘优待’，而是作为公民和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特别强调，政府应率先破除壁垒，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应发挥桥梁作用，共同构建支持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