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劳工组织者经历的中国公民社会兴衰和2015大抓捕（下）

- 口述：Ellen David Friedman

劳工NGO的兴衰

在我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劳工NGO大多专注于健康和安全、工伤，向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提供建议，例如如何获得适当的赔偿。

后来发生了很多罢工，通常是因为工人没有拿到工资，或者没有得到社会保险，或者是工厂里的温度太热或太冷，又或者他们被迫过度加班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报酬。这些都是工人在世界各地会遇到的正常类型的问题。因此，NGO提供的建议和帮助变得更像是：你的权利是什么？法律规定你有什么权利？如何去劳动局投诉或备案？

特别是因为2010年的罢工浪潮。到2010年，肯定不是第一代农民工了，是第二代，甚至可能是第三代。他们的态度与早期那些来到沿海的工人不同，他们没有想“我们只需要忍受，工作，忍受，工作，然后寄钱回家照顾村里的家人”，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们有权像人一样生活”。要求肯定正在发生变化。

最突出的事件可能是 2010 年的南海本田罢工（低音注：2010年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的罢工事件。罢工持续19天，以工人成功取得加薪500元结束）。当时人们谈论的是那个在装配线上按下停止按钮的年轻人。他上过职业技术学校，很聪明。他说他研究过同厂的日本员工，薪水是他的50倍。而且他也能研究公司的利润，阅读股票报告，以及全球销售情况等等。他很生气，说他们赚到的钱比给我们的多，我们应该得到更多。这次罢工干扰并关闭了本田的生产，持续了几个星期，全国所有本田组装厂都被关闭，而且蔓延到了数千家其他汽车零部件工厂。

但我们最关注的是，工人要求直接选举车间层级的工会代表。

这在美国有时也是一个大问题。我曾经跟一个工会会员通电话，他是新墨西哥州公共消防部门的一名急救技术员，一直试图改革和民主化他们的工会。他问我，说我们要修改章程，你觉得纠察员（stewards，最低级别的工会代表）应该由任命还是选举产生？我不得不笑了。我说：“你觉得呢？” 他说：“哦，大概是选举吧，对吗？” 我说：“是的，选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实践的含义。这是最低限度的，还有很多内容，但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所以，当这件事（南海本田工人要求直选代表）发生时，简直是激动人心。

我把这称为公民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竞争群体或利益：国家、资本、劳工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主要是从国家手中夺取的空间。而劳工，主要是从资本及其完全控制中夺取的空间。

我不记得有遇到任何想组建自己工会的工人，每个人都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不会被容忍。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他们是否可以从工人层面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不是全部都被任命。在中国，工会的运作通常是这样的：很多工作场所根本没有工会，或者哪怕有一个工会，工人们也不知道。它通常更接近管理层而不是工人，充其量可能提供一点社会福利或娱乐，不是我们西方所认为的，即工会的目的是为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发声，并与雇主谈判以改善工人的条件。

在中大的劳工中心，学生和老师们相当投入，在罢工现场与工人一起进行研究。他们回来后，我们会一直探讨。我当然是想去工厂的，但身边所有人都说，不，你不应该去。那个建议是正确的。所以罢工期间我没有去。我确实在后来的一两年里跟那些工会成员见过面，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决定全力支持劳工运动 。我们在中大举办了会议，他们来分享经验，并与劳工学者交流。

大家开始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一些劳工NGO开始参与其中，越来越多地指导工人如何进行集体谈判，以及如何在工作场所内组织起来，而不仅仅是如何去罢工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或者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然，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警告，特别是针对做这类工作的组织。你可能会说，这是可以预料的，但直到事情真正发生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政府在想什么，或者下一步会做什么。

还有这项新法律，《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它已经酝酿了多年，讨论了一段时间。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明显，政府正试图做一些它有能力做的事情，那就是限制外国实体、外国非政府组织、外国个人的进入。

这在某些方面并不令人意外。2008年，四川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基金会，主要是慈善基金会，帮助在农村地区建学校，或帮助住房项目、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倡议等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关于政府如何看待这件事有很多争论。一方面，中国很明显需要援助，而且这些基金会可以提供不仅是物质援助，用于重建房屋和学校等的资金，还有围绕紧急救援措施的专业知识，以及帮助人们从所有这些破坏的创伤和危机中恢复。但同时，对于允许外国人和外国基金会的参与，也存在很多担忧和怀疑。

从我们开始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起，NGO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其中，劳工NGO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吸引了许多工人前来了解劳动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这些劳工NGO大多有外国资金，因为做这些工作不可能获得政府资金，而且不允许进行私人募款，所以它们确实别无选择。

但我们明白这是敏感的，是政府可能决定以某种方式控制或影响的事情，所以当这项法律开始被讨论时，我们并不惊讶。

到2014年或2015年，许多非政府组织已经在思考，如果不能再从基金会那里收到钱，他们该怎么办。这些基金会主要来自欧盟和美国。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来继续生存。有些转变成社会企业，有些则坚持不懈地帮助工人获得劳动权利。那些软化了工作的组织，有些幸存了下来，仍在运作；那些坚持继续进行劳工工作和劳动权利的组织，我相信他们就是受到镇压的对象。

镇压本身非常突然，规模非常大。不能说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人权律师和女权主义者的压迫，所以我们明白了，政府正在针对整个（公民社会）网络，他们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他们让大家知道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所以他们就行动了。

（劳工领域的）每个人都很担心。我们都意识到了，他们正在朝我们的方向来。但是你无法确切知道政府的计划，因为政府是不透明的，他们不会告诉你，所以每个人都在观望。

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当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态度是，我们不应该自我审查。如果我们正在做我们认为有价值、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继续做下去。在必须停止之前，我们不应该停止。所以我在中国那段时间的整个态度是：这是你们的国家，是你们的政府，风险主要是你们的，我面临一点风险，但不是很大。如果我的同事们说我们应该继续进行组织、倡导、教学或研究，那么我就会继续。我听他们的。

就在那次大规模抓捕发生时，我正在香港。我们知道有非常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开始与我们人脉圈子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劳工权利的人们进行沟通，想看看是否有人掌握更多信息，我们是否能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被带走的人，那些工人中心里的其他工人情况如何等等。当我回到广州时，人们也当然知道这件事，他们很害怕，有很多关于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还有谁可能被带走、是否安全的担忧。大家都非常谨慎。

但再次强调，镇压是针对劳工非政府组织，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做的是劳工研究，当时大家的态度是，进行这类研究仍然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的确在校园里经历了一些变化。例如，多年来，我们举办了会议和研讨会，邀请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会议总是要获得批准，这是例行操作。有时我们没有获得批准，或者我们不得不改变一些项目细节，但在那段时间里，学术工作没有被叫停，但后来劳工中心被关闭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当时计划举行的关于教师劳工的会议，就是一次尝试，看看我们是否能继续做研究。我们不能通过大学正式进行，所以这只是一次小型私人会议，没有打广告，没有公开，只是邀请制，我们认为在这些条件下应该没问题，但显然我们错了。

校园里的变化

来自香港、来自大陆以及国际的许多学者来到珠江三角洲，尤其来到中大，因为我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劳工中心。那是一个很棒的环境，人们可以来这里了解情况，然后进行研究。劳工中心建立时间大概是 2008 年或 2009年左右。这花了一段时间，这需要建立很多很多的信任。

当我开始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我们有一个项目，把一辆巴士开进一个工业区。那是中国女工网络的巴士，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带一组进行实地考察的学生过去，他们找到了一个停放巴士的地方，摆出桌子，上面放着宣传资料。我们放映电影，发放书籍，组织讨论小组。有些学生会提供劳动法咨询。

我督导了这个项目。每周，我们都会和学生们见面，计划要带哪些材料等等。然后我们会去那里，待上几个小时或半天，然后收拾东西回来，进行汇报，说说发生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这太棒了。

后来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说外国人不能再上这辆巴士了。所以我不被允许继续去。学生们继续他们自己的工作。我事先与他们见面，事后也与他们见面讨论。

再后来我们收到了另一条信息，说巴士上有一些来自香港的人，他们不能去。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不再去那里了。但是，项目仍在继续。

最终，我们得到了消息，说巴士不能再来了。我记得我的学生们非常害怕。他们知道现在有权力机构介入了。我们当时似乎是由共青团的一个人负责监督的。他自称“强哥”，也希望我们叫他“强哥”，总之，他是发号施令的人。当他宣布那个命令时，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不要同意！ 不要同意放弃巴士，直到他答应给你们一间办公室。因为你们正在做的工作非常重要。它非常有意义。”

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工人来。国家通过了这些劳动法，但是如果工人不了解这些法律，劳动法将毫无意义。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当然明白这有多敏感，但我想，我们有这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来争取。所以学生们去争取了，说：“我们不会放弃巴士，除非你给我们一间办公室。” 于是他们同意了，花了几周时间，他们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然后学生们回来告诉我：“这办公室太糟糕了。太小了。地上有水。没法用。没有窗户。”我说：“好吧，去争取一间更好的办公室。”学生们照做了，得到了一间更好的办公室。然后学生们说：“但是里面没有家具。我们没有钱买那些。”我说：“那就去争取。”他们照做了。他们布置了家具，虽然不漂亮，但他们给了一些沙发、椅子、桌子等等。有一段时间，学生们能在这间办公室里继续这个项目。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当局直接说：“不，我们要关闭它。” 在那时，我的学生们相当担心这可能会真正影响到他们。

很多我参与的事情被叫停。举个例子，我曾帮助启动并维持了几年的一个项目，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劳动法诊所。我认识了那里的一些教职员工，他们对世界各地各种工会成员的经验非常感兴趣。那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法律和政策被制定出来，以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当时汪洋是广东省委书记，他对此相当支持，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劳资冲突不一定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不需要被压制，私有资本所有权的现实就是你会遇到这种冲突。当时在做出很多努力，只是为了尝试发现什么样的法律和解决方案可能是合适的。

这些法律、这些提案正在出台，一开始是因为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能够与人们讨论它们，但当然它们只有中文版本，所以通过法学院，我们与教授们建立了一个翻译小组，他们组织学生们翻译法律草案，会有评论，邀请公众来审阅、讨论、并对不同的法律提出评论。我们会每周或每隔几周见面，讨论这些法律的一些不同含义，这些会是好的改变吗？它们是否足够？这些新法律如何才能得到执行？就像在每个国家一样，拥有一部法律是一回事，而能够执行这些法律又是另一回事。

总之，我们进行了这些非常有趣，富有成效的对话，关于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如何才能得到执行，我学到了很多。我想他们也学到了很多。但像那个项目，显然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这只是我曾参与过的许多事情中，不再会继续存在的一个例子。

中山大学还有一个研究所，名字大概叫“公民社会研究所”（低音注：全称为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场所，用于教学、研究和学术，我认识在那里任教的教职员工，也认识在该所学习的学生，他们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威胁，然后就被关闭了。当然还有其他事情。

我不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许是在2015年之后。我丈夫一直在社会工作系教书，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由香港的社工发展起来，由于英国的影响，他们在香港从事社会工作多年，但在大陆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专业，所以对它的兴趣是新的，空间也是新的，而且发展得相当快，许多前来协助其发展的人都来自香港。甚至在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态度就开始改变了，非常明确的转变，香港的教师被排挤出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必须只有内地教师的局面，最终，它被并入了社会学系。（低音注：2017年，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遭撤销，并入社会学系）。

有很多的证据表明环境正在收紧，但我们不知道，你只有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确定。而我确实看到，我认识的很多人后来被排挤出工作岗位，人们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

所以到某个时候，就变得非常清楚，我再尝试回来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