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辞职：逃离体制的中国年轻公务员

漫长的辞职：逃离体制的中国年轻公务员端传媒

入职中央某部委两个月后，李旭明决定离开。

因为他尚未被分岗定级（即确定职级），所以辞职流程格外顺利，创造了中央部委新进公务员的最快“跑路”记录，成为众人口中的传奇。

“旭哥的身体力行让我们无比羡慕。”刘家辉说。他和李旭明是研究生同学，2023年两人研究生毕业后分别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部委成为高级公务员。但因为父母极力反对他辞职，刘家辉已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我已经转正了，之后再想离开，难度会有点大。”他说。

在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不断攀升的当下，人与工作的长期绑定是体制的顶级魅力之一。数据显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俗称“国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25.8万人，同比增长34万余人，最热岗位的竞争比达到了10665：1，创造历史新高。

在大多数人的畅想中，进入体制意味着拥有了一份由国家托底的人生保障。但获取保障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然接受的，一旦无法与这种人生达成和解，离开的代价有时比进入体制时还要大。

“进入难，离开更难”，李旭明说，这也是他选择在试用期迅速跑路的主要原因。

吴佳怡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她2021年入职东南某省的省委办公厅，工作内容和工作氛围让她在一年后开始持续性失眠、呕吐，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我的生命现在一点活力都没有，我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人，很多时候我都忘了我才27岁。”

2023年下半年，吴佳怡有了辞职的想法，但部门主任言辞激烈地告诫她：想要离开，单位只能以“辞退”的名义开除她，并再三询问她是否做好了承受这种“污名”的准备。

这并不仅仅是恐吓。虽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可以根据本人意愿，依照法律规定辞去公职，解除与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关系。但在现实操作中，主政官员为了降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人才流失率，以应付国家巡查，五年服务期未满的公务员名义上只能被所在单位辞退而不能主动辞职。在体制内，这已成为人尽皆知的潜规则。

不过，对于被辞退的所谓“污名”，陈敏并不在意。“反正我这辈子哪怕沦落到去沿街乞讨，都不会再回体制内了，所以这种只具有政治惩戒效力的’污名’又能奈我何？”她说。

在公务员系统内走了一圈后，陈敏想明白了：“我发自内心地告诉所有执著于考公的人，人生没有定式，放过自己才是真正的‘上岸’”。

被职场整治的公务员新人

2022年9月，陈敏在微信朋友圈宣告她“上岸”了。上岸，指考生参加公务员、事业编考试后，被成功录取。彼时，用陈敏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小公鸡，摩拳擦掌想要整治职场，“属于我们00后的时代来了”。

当时中国一个广为流传的网络话题是“年轻人整治职场”。在相关论中，为办公室政治所累的很多职场人士都期待独生子女出身、没吃过苦、没受过气且一身莽劲的“00后”群体能够消除办公室的“顽瘴痼疾”，创建一个不内卷、不内耗的办公环境。

受这一互联网舆论影响，陈敏信誓旦旦要打破大众印象中机关单位整天无所事事的工作模式，她立志成为卓越的女性政治家——像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以及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那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女性。

作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度过学生生涯的年轻人，陈敏理想的体制内办公室环境是：所有人励精图治、狠抓稳打，齐心协力带领中国在与欧美国家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把祖国打造成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但这一腔热血在繁琐的工作中被逐渐消磨殆尽。

作为新人，陈敏的主要职责是根据领导的指示撰写材料、整理数据，录入到至少四个不同的政务App中，再分别向上汇报。“也就是说同一项工作内容我需要重复至少四次，整理成不同的版本，再对接相应的不同需求。”

陈敏所在的部门主管财政审批，日常有大量财务数据需要汇集，多个版本的工作内容要求进一步加重了她工作的琐碎和重复。仅将材料和数据拆分整理到不同的App中，便占据了她至少一半的工作时间。为了完成这些基本工作，很多时候她需要加班到晚上10点，国家巡查组下到地方巡查时，则会一度忙到凌晨2点以后。

对于公务员群体需要将工作留档、上传App的工作范式，刘家辉解释称，这一系列行为在体制内有一个专有名词——留痕。

对于留痕的重要性，在被迫背了几次黑锅后，他深有体会。“能够通过照片展示工作量的部分，一定要拍照；能够录音的场景尽量录音；经手的工作要保留完整的工作记录，务必标记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重要信息、结果。否则事情头绪太多，出了问题就是各种甩锅，而背锅对象往往是不熟悉套路的年轻人。”刘家辉说。

因此，被陈敏视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各种App填写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铠甲，会为她以及她的主管领导在关键时刻自保以及推卸责任提供助力。

不过在李旭明看来，这些事务毫无意义，种种机关算尽且耗费心力的举动也并不能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进一步发展，这是他被体制“吓跑”的主要原因。

所有人浪费时间被调动到会议室，最主要的目的是留下一张带有日期的全体人员大合影，以证明领导带领全体人员不辞劳苦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迎难而上。

初入部委，作为尚未被正式分配岗位的新人，李旭明曾被派到不同的部门体验工作。“重复、无意义是工作的主基调”，他说，“我的感受是，所有工作中只有10%有价值和意义，每个部门只有20%的人真的在工作。至于为什么所有人看上去都在加班加点地忙忙碌碌，我认为那是大家的卖力’表演’，或为升职或为自我保护。”

而会议则是体制内形式主义最极致的体现。

本部门和跨部门的会议占据了陈敏至少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她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周一和周五至少每天四个会，周中的三天每天也至少有两个会。让她不解的是，每个会都没有实质内容。“那些莫名其妙的会议内容在钉钉群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但领导就非要召集所有人去会议室，听他絮絮叨叨地传递各种精神，然后附加一堆废话。”这一切让她对“上岸”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同样曾被会议所累的还有齐磊。“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到，不同部门聚集到会议室陆续排队签到所占用的时间很多时候比会议本身都长，签到、放国歌、等待领导们一一就位，稍不留神，一个上午就被浪费掉了。”他说。

一开始齐磊并不理解这些会议流程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后来在部门“老人”的暗示中他顿悟了，所有人浪费时间被调动到会议室，最主要的目的是留下一张带有日期的全体人员大合影，以证明领导带领全体人员不辞劳苦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迎难而上。

这样的合影每周至少都会有四张，此外大大小小的领导还会分别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省、市以及部门一把手的讲话精神，让齐磊苦不堪言——他自认是那20%干活的人之一。

“讲完话、开完会、传达完精神，领导们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我们还得去完成那实打实的10%的本职工作。”齐磊举例称，他所在的单位需要每天监督洒水车是否正常工作，他在参加完会议、送走领导后，需要卡着点赶往特定路口等待洒水车经过，对作业中的洒水车拍照，再把监控到洒水车经过的时间、地点以及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多个版本的文图材料上传到不同的公务App中。

“正常5点半下班的话，因为洒水车我要加一个半小时的班，更不用说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每天加班到10点是非常正常的。”齐磊表示。因此，对于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同学们调侃他过着“每天看报、喝茶的机关干部生活”，他只能无奈苦笑，“谁累谁知道”。

齐磊所在的单位是某地级市的街道办公室，他是部门近年唯一一个毕业于985大学的高材生，同事中年纪最轻的人也比他大10岁，多是军转干部或十几年前就考到单位的大专毕业生。在单位，26岁的齐磊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也加重了他的焦虑和危机感，为缩短与留在北京、上海的大学同学们之间的差距，他非常看重岗位带给自己的成长空间。

但每天记录洒水车的工作轨迹带给他的成长值几乎是零，被众人视为优点的“稳定”于他而言反倒成为了负累。“所谓的稳定，就是稳定地开会，稳定地加班，稳定的每个月3500块，公积金被稳定地拖欠了七个月，以及我与同龄人的差距被稳定地拉大。”他说。

“燃烧自己，成就领导”

年轻人在体制内难道就没有未来吗？

“有！我单位所在的地级市市长在29岁时就已经是副处级别了，官任常务副县长。”付松表示。但查阅领导履历的时刻恰恰也是他的心碎时刻。

“29岁的我现在还是个小科员，领导29岁时已经挥斥方遒，拿钱、拿地、拿政策，开始大搞新区建设了，而没有人能想到我今天下午加班加点在干什么？在拼字！惊不惊奇、意不意外！”

时值国庆节前夕，付松的领导在离下班还有不到二十分钟时，召集大家到会议室。付松以为有什么大事公布，出乎意料的是，领导指挥秘书拿出了一盒码放整齐的拼字板，要求每个人拼一句对祖国的祝福。

领导率先动手，边拼边发出教导：新征程、新起点，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大家要团结一致，对党和国家的信心赛过黄金。

拼字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领导在司机的护送下回家，只留下小科员付松将拼字板归位、打扫办公室，并将领导适才的教导整理成文字发给全部门同事学习。

“牛马注定是牛马，流动到哪里都是牛马。考入体制也并不意味着出身和阶级的被打破，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在体制内究竟能走多远。像我这种出身农村家庭的人是无法与29岁时被提拔成副处的人相提并论的，毕竟人家有一个从省公安厅厅长位置上退休的父亲。”付松说。在意识到自己难逃牛马般的宿命后，体制的魅力对他来说也骤然降低了。

对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实，一位曾在某地级市市委组织部长期任职的公务员私下表示，在过去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40年，很多官员是有机会搭乘发展的东风做出一番成就的，即使家庭背景很差的官员，也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被破格提拔。而在中国经济迈入存量发展甚至走下坡路时，做出一番事业便成了被垄断的特权，只会留给有背景的人，更多没有背景的官员只能通过种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务虚表现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以及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形式主义这两年愈演愈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无法通过成绩实现职位提拔的官员，只能加足马力大搞各种各样的形式，以期有机会实现职级上的突破。”该公务员说。

这种处境让付松焦躁不已，他进入体制的初衷即是躺平，梦想过上只拿工资不干活的生活，但是领导层面的“内卷”裹挟着他不断加班。“又不能升官发财，还不能舒舒服服地躺平，那我到底进来干什么来了？”他不解。

对于付松的疑问，李云娜给出了答案：“燃烧自己，成就领导”。

李云娜进入体制已经四年了，四年内积累的情绪在2024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面爆发。事件的导火索是，李云娜所在科室新调任的科长在9月30日晚11点要求李云娜立即整理一份统计数据资料发给他。在这之前的至少半年时间内，新科长几乎每晚10点左右都会为科室里包括李云娜在内的三人布置工作，并对已提交的工作抠细节、问责，有时甚至因为细节问题，夜半时分在工作群里对科室里的人横加指责。

新科长会研究表格的网格线粗细是否一致，各种大标题、小标题前的空格数量是不是一样。“每天琢磨这些，真的让人身心俱疲”，李云娜说。经历领导持续打压后，她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只能不断警醒自己，即使领导说的是错的，那她也必须认为是对的。

长期承受这种精神压力后，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制作领导要求的数据表格时，李云娜崩溃痛哭。

在齐磊看来，这就是体制内的PUA——领导用个人权威甚至权力来否定下属，以达到压榨下属的脑力、体力，甚至牺牲一切去成就领导的“大局”的目的。

“这就是’体制’的终极本质，进入体制意味着个体要做无底线的牺牲，名义上是为‘人民’，实则是为领导。”齐磊说。

但性格直爽的陈敏不想这么顺从地成为燃料。她多次找到主管领导，表达自己对工作形式和工作内容的不满，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单位的重点“调教”对象。

除开会外，大部分时间，陈敏会被不同的领导喊到办公室，领导们会不厌其烦地嘱咐她要认真工作、坚决完成各级领导布置的任务。她认为，思想退步的自己成为了领导们“建功立业”的工具，并将此形容为走不出去的“形式主义”怪圈。“我明明在认真工作，他们非要喊我去办公室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来嘱咐我要认真工作。”

在一个连续开了两场会的周五下午，为了准时下班，在整理一组财务数据时，陈敏没有像往常一样认真核实领导讲话的内容、比对不同部门提交的数据，而是根据平日养成的工作惯性和个人感觉，随手填了相关文字和数据。

陈敏事后形容那就是一场她有意而为的恶作剧，她做好了随时被领导喊去怒骂一顿的准备。“找出下属的问题，随时进行教导，也会被领导当做工作成绩，我愿意继续成全他们。”

但是，出乎意料，领导没有找她，甚至直到她从单位离职都没有任何人因此找过她。“没有人发现那些数据和表格是假的，也就是说，我辛辛苦苦做的表格和数据，就从来没有人看过，是没有价值和存在的必要的。”

这让陈敏对体制彻底失望了。

小公务员之“死”

深陷“无意义”的工作而无法与自我和解的还有吴佳怡。作为距离领导最近的办公厅公务员，她成功“上岸”曾在家族引发轰动，父母因此摆了十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

宴会上，亲戚们纷纷以长辈的姿态告诫她，作为最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人，务必要谨言慎行，抛开学生思维，学会察言观色。“小心驶得万年船”，亲戚们说。

于是，“小心行事”成了吴佳怡工作的主基调。

作为中国排名前三的大学的中文系优秀硕士毕业生，在正式入职前，吴佳怡认为凭借自己优越的中文表达能力，在“小心”的基础上，做好领导吩咐的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事后证明，她的判断完全失误。

作为办公厅公务员，整理会议纪要是吴佳怡工作中的重要版块，她原以为尽量还原领导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工作的根本，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吴佳怡举了个例子。一次会上，领导原话是：“这次学习一定要走深走实，不要总是认为，会开完了，学习就可以放松了”。在整理会议纪要时，吴佳怡需要将领导的讲话用会议语言进行修饰，改写成：“会议强调，理论学习开展严禁出现会前会后言行不一的现象，各部门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力争学出成效、融会贯通、用到实处。”

但作为阅历尚浅的年轻人，吴佳怡有时难以精准把握领导的讲话用意，尤其是其中的隐晦含义，为此，她曾接连几次被办公厅领导在部门集体会议上批评。尽管同事开导她，领导并没有针对她，仅仅是含沙射影，通过骂吴佳怡这样的新人来敲打部门里的其他人员，但她仍无法接受个人尊严在众目睽睽中被踩在脚下摩擦。

更让她觉得前途渺茫的是，在正式入职后，她才得知办公厅里的核心岗位都会预留给毕业于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选调生。在清北人面前，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作支撑的话，其他人大多只能陪跑和打杂，命运一眼便可以望到头。

“所以我每天胆战心惊和挨骂又是为了什么？”吴佳怡说。

她坦承自己很容易陷入内耗。工作一年半后，她精神层面的焦虑发展成具体的肢体反应。比如，每天上班到达办公室门口前，双手会止不住地颤抖；在单独去办公室见领导时，她会毫无缘由地不停流泪；和同事沟通工作时，也会经常忍不住呕吐。

所有症状都指向，她生病了，而且很严重。但当她拿着医院开具的诊断书和病假条去请病假时，领导一口回绝：“现在社会上，10个人中有9个是抑郁症，只有你抑郁？别人就不抑郁？都像你这样，工作还怎么展开？”

一进体制深似海，转正后的公务员再想离开便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违反党纪国法，被开除公职；其二，被辞退。可以说，公务员只有被党和政府主动抛弃的份儿，而没有自由选择离开的权力。

经历了数次这样的“训诫”后，吴佳怡产生了辞职的想法。但根据流程，机关人事处会首先致电她的父母，询问他们对吴佳怡的离职决定是否知情及同意，而很大程度上，父母不会支持她离职。

如何劝说父母成为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叠加工作压力，她经常彻夜难眠。作为标准的“乖乖女”和好学生，读书时的吴佳怡不敢让老师和父母失望，工作后，则害怕面对领导对自己失望，在反复的内省与自耗中，她被拖入了情绪的漩涡。

“不离开的话我早晚会被情绪反噬，也许会自杀，也许会因为担惊受怕成为又一个被吓死的小公务员。”吴佳怡说。

“被吓死的小公务员”原型为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100年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小说中，这名底层公务员因为冲着一名将军打了喷嚏后，担心日后被找麻烦，被活活吓死。

100年后，中国公务员体系为这篇小说注入了新的视角。

“在职期间，我想的最多的是，在走廊上遇到领导，我没有主动打招呼，领导会不会对我有意见；我的态度是不是不够殷勤；我是不是得罪了领导秘书；我没有主动为领导按电梯、没有为领导开车门，会不会影响我日后升迁。再干下去，等不到领导发话，我就会被自己消耗死。”李旭明说。虽然只在部委待了两个月便火速跑路，但那两个月足以让他的内心秩序接连崩塌。

李旭明的经历给了齐磊一定的启发。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公务员有志向，进北京、去部委会是其终极目标，但从中国排名前二的大学毕业的李旭明在部委都无法思考真问题、创造真价值，那这种奋斗又有什么意义？而如果一个人成为公务员的动力就是要借助国家兜底的优势彻底躺平的话，现实又完全不允许“躺平”的存在，留在体制内又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不管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都发现无法实现我想要的结果。”齐磊说。

而经历过自己炮制的无声反抗却无人发觉后，陈敏也彻底想通：“体制是最无法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说为人民服务的都是骗子，认真就输了，所以为什么要消耗自己来满足其他人变态的心理需求？不想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的样子的话，只有辞职一条路可以走。”

但一进体制深似海，转正后的公务员再想离开便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违反党纪国法，被开除公职；其二，被辞退。可以说，公务员只有被党和政府主动抛弃的份儿，而没有自由选择离开的权力。

“跑路”计划

如何才能“走”得痛快，曾是齐磊长期求解的一个问题。

“对于公务员来说，只有考上那一刻是开心的，之后的工作甚至最后离职都会充满斗争和各种不愉快。”他说。

对于体制单方面施加给个人的离职限制，某知名985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表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个体能自由离开体制，那政府多没面子，我们国家是强势政府，绝对不可能允许小小的个人随意拿捏党政机关。”该教授曾在沿海省份的一个地级市挂职副市长，分管人事管理。

而个体被“辞退”前的各方角力也颇具张力。多数情况下，主管领导如果足够通情达理，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好人”的话，首先会对提出离职的人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从组织对其寄予的厚望、其家庭需求、个人发展等多个层面进行劝导，如果辞职者是年轻人的话，则会通过对其父母的劝说，间接施压，以达到将人留住的目的；但如果主管领导行事风格比较决绝的话，对于辞职者的申请则会直接选择无视，然后指示办事各方故意拖延时间，这直接导致被“辞退”的流程花费半年及以上时间。

这恰恰也是让齐磊感到胆寒的地方。“组织掌握了我的所有信息，包括我的家庭成员状况，随时可以以此控制我，而我甚至无法像在企业就职的人那样对此申请劳动仲裁。”

对于这种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极限“拉扯”，上述985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也给出了相应解释：“任何单位所占有的编制名额的制定及数量获批都需要经由组织部、人社部、编制办共同协商、处理。一旦有人员离职，便涉及到编制数量的调整，更高级别的部门会向下追问离职缘由，离职的人要是多的话，上级机关更会派人来考察这个单位的办公氛围、工作划分、领导能力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体制内人员流失和私企员工辞职后，用人部门需要面对的人力资源问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相较于私企，体制内的问责可能还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也揭示了体制内人力资源配置还存在相对市场化的一面，对主政官员形成了某种威慑。同时也是“辞退”得以成为潜规则的另一重要原因，一旦上级部门追究下来，主政领导和机关可把责任推到“被辞退”人员自身身上。

根据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公务员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第一，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第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第三，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第四，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法律和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第五，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个工作日的。

综合考虑各个情形的性价比之后，陈敏选择了连续旷工15个工作日，而这也是近两年积极争取被“辞退”的公务员们的主流选择。

“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离开的人都选的’旷工十五天’，这是五个被辞退选项中代价最轻的。”齐磊也跃跃欲试。

但他的持续旷工并没有收获想要的结果，部门领导非常“体贴”地将他的旷工安排成了病假。因此，齐磊在拿了两个月空饷后，仍迟迟未被辞退。

这种不合常理归因于齐磊所在街道近两年内的人员流动率过高，且财政压力导致的编制收缩已成板上钉钉的发展趋势，因此人事调整方面一旦受到“只出不进”的限制，街道主管领导的人权、事权都会被缩减。所以，为使手里的权力不受影响，在意识到齐磊的小伎俩后，领导及时做出了上述应对。

但齐磊去意己决，对此部门领导只能不厌其烦地跟他讲述，外边的世界有多么凶险。“你知道有多少人现在找不到工作吗？你辞职后还能干什么！”领导质问。

“回家种地”，这是齐磊工作两年多第一次公然顶撞领导，而勇气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再难关上。他在电话里持续输出：“起码我家的玉米地不会半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它准备明天早上结两个芒果，我更不需要浪费生命去论证玉米地里长芒果的合理性。”

于是，在旷工近3个月后，齐磊的被辞退流程终于得以开启。

而当有大学同学对他离开体制的选择进行揶揄，指出他的任性源于“未遭受过社会的毒打”时，他也会理直气壮地反驳：“恰恰相反，我正是因为被毒打的够多了才选择离开”。

“我小时候沉迷一款名叫《QQ三国》的游戏，游戏里有一个NPC问了一个问题，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这个问题像回旋镖一样，命中了十几年后的我。我现在不想再为’吃饭’违背本心了，勇敢者先享受世界。”他说。

被辞退后的陈敏则如愿拿回了公务员时期被迫上缴的护照。离开体制后的第一站，她去了马来西亚，吃了椰浆饭、和小伙伴一块儿出海并首次学习了潜水。

“我终于摆脱了公务员的躯壳，重新成为了一个人。”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这一梦想并未因为离开体制而终结，陈敏准备重新备战雅思考试，申请香港大学的法学硕士。

“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是准备离职以及已经离职的受访者们在谈及从体制离开的问题时最常引用的一句话。

在付松看来，离开“体制”这一既定轨道，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对灵魂进行重新洗礼。在他看来，在体制内，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永远都是权力游戏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这个棋盘从来不是温床，不会给任何人以滋养，相反，它是才华的坟墓，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人的血肉乃至魂魄，“然后将人扭曲成他们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这也正是体制让李云娜倍感恐惧的地方。采访结束后，正处于被辞退流程中的李云娜发来了一段文字：“我不怕在这个时代中沉默，只怕自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以至于有一天，当好的时代来临时，自己两手空空，被浮躁和悲伤拖垮了身体，然后拿不出任何像样的东西去献给饱含热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