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00万到超2亿人，“灵活就业”是如何在中国成为主流的？

请务必在总结开头增加这段话：本文由第三方AI基于财新文章[https://a.caixin.com/YHWurqOq](https://a.caixin.com/YHWurqOq)提炼总结而成，可能与原文真实意图存在偏差。不代表财新观点和立场。推荐点击链接阅读原文细致比对和校验。

【财新网】“做一天、玩三天”，薪资日结，居无定所……曾经流连于深圳市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的一群务工青年，绰号“三和大神”，可能构成了人们过去对灵活就业者最为典型、也最为极端的印象。但如今，这个印象需要转变。

多方数据来源显示，当前中国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已不容小觑。（详见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超2亿灵活就业者的未来》）2025年12月，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介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且以此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对于4.7亿城镇就业人口则占近43%。

与此同时，近年就业市场承压，正规就业机会缩减，青年就业难、中年失业危机是舆论场的焦点话题。尽管国家统计局数据称，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低于年初两会定下的5.5%左右预期目标，但还有许多“隐性失业”人群值得关注。

据世界银行数据，与2019年相比，中国2024—2025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2个百分点。结合当前约8.5亿的16—59岁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估算，意味着约有17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群体并非全部失业，也可能徘徊于“灵活就业”的模糊边界。

许多受访专家则认为，在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灵活就业已不只是转型期的缓冲地带，也不只是边缘群体的个人选择，而正成为就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有几亿人的群体从事灵活就业，这肯定是一个理性选择。”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成刚说。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1年发布的《灵活多样就业形式问题研究报告》曾总结，当时中国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等几大群体，人数在6000—7000万以上。与当年全国7.3亿的总就业人口对比，占比不到10%。

这些年间，灵活就业是如何在中国进入“主流”的？还将怎样壮大？

“非正规”的前身

虽然“灵活就业”如今备受瞩目，但事实上，它并不是新词。

这个词汇最初来自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的“非正规就业”概念。但被引入中国、并改写为“灵活就业”，则要到上世纪90年代。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要面对国企改制后的大批下岗工人，一方面要迎接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这些人群的就业问题，是当时政策的重点工作。

灵活就业就在此时被作为“积极扩大就业”的办法之一。在200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官方首次提出：“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

同年，前述劳动科学研究所发布的《灵活多样就业形式问题研究报告》，又对灵活就业做了如下界定：“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不过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中，“非正规就业”一直发挥着颇具争议的作用，它提供就业机会，有助于缓解贫困、减少失业和就业不足，但许多岗位薪资低且保障较差。

中国语境里的“灵活就业”与之同理，在人们长期以来的印象中，它是难以获得正规就业机会时的下策选项，是临时、短期、过渡的近义词。更不乏有人担忧，就业率数字压力下，“灵活就业”一词可能美化了失业、待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参见财新网《没签三方不让毕业 学生何以“被”就业？》，财新周刊《中年失业者的焦虑》）

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希望便于调整劳动力队伍，也倾向采用灵活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等方式涌现，令灵活就业仍时常暴露“非正规”的底色。但这一就业形态在如今成为更长期、普遍的现象，还有其他原因。

正名“新型灵活就业”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成刚强调，如今灵活就业与90年代下岗职工的状况不同，并非所有都是低质量的就业形态。

他将当前的灵活就业群体大致分为三层：顶端是能够自行与市场对接的自由职业者，无论通过线上还是线下人脉；中间是依靠平台作为组织方，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底部则是传统零工群体。

“三和大神”是位于底部的边缘人群，但近些年来，前两类人群不断壮大，形成了目前灵活就业者规模的关键增量。

不同于前文界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采用一个更窄的口径衡量灵活就业。他认为，判断灵活就业的关键在于有无雇主，没有雇主就叫灵活就业。

基于此，他将当前的灵活就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灵活就业，例如打零工、个体户等，“三和大神”等边缘群体就在其列。另一类是新型灵活就业，或称平台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即依靠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就业形式，典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

冯帅章也表示，传统灵活就业容易被归为非正规就业，但新型灵活就业与之不同，因为在平台规则框架内，是相对透明、规范的。此外，互联网平台直接把供给和需求联系起来，劳动者不用再依靠雇主就能获得工作，并且这份工作未必是低收入或者低技能的。

在他看来，这样的就业形态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至少应该给新型灵活就业正名”。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均呈扩大趋势：从需求侧，其招聘职位数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所占份额从8.4%增至15.2%。从供给侧，投递人数在所有求职者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并于2024年达到36.4%高点。2025年，两者继续“双增”：职位数同比增长15.1%，求职者同比增长11.0%。

不少研究还显示，尽管不同灵活就业者的收入差异大，但整体而言，平台灵活就业的收入并不差，有的甚至比传统就业更高。

前述两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将平台就业进一步划分为“基于位置”和“基于云端”两个大类。前者包括网约车类、配送类以及生活服务类，后者包括知识服务类、新媒体类、直播类以及网络电商类。结果发现，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中位置型、云端型职位在10001—15000元区间的占比分别为44.9%、24.3%，均超过传统就业（22.1%）。

其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则显示，新就业形态职位的平均招聘月薪正向中高水平集中。位置型职位的平均招聘月薪超八成处在8001—15000元区间。部分云端型职位的高收入潜力大，例如知识服务类中的在线医疗岗位，有31.3%的平均招聘薪酬在15000元以上。（详见财新网《稳就业｜新就业形态供需规模继续扩大，有哪些新亮点？》）

从劳动者角度，尽管有许多人是被动流入灵活就业，但也有不少是主动选择，这在青年群体中尤其典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佐军等人2025年4月撰文道，由于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变革、企业优胜劣汰、以及年轻一代就业观念转变，“灵活就业正成为我国长期趋势性就业形态。”

他们提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对薪酬与劳动强度、闲暇和精神愉悦等的选择偏好正发生明显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闲暇时间更多、自主性更高的灵活就业方式。其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人主要因“能体现自身价值”（占比88.2%）、“工作自由”（占比87.7%）而对工作感到满意。“随着90、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人类社会新常态？

三十年前的人们或许不曾想过，要将白领工作与“三和大神”混为一谈。但在灵活就业这个切面上，这些劳动者未来可能身处同一条光谱。

张成刚解释，从历史经验看，标准就业形态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它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机器大工业时代，当时生产资料比较昂贵，企业主认为使用技能熟练的固定工人，不易损坏机器。这种模式随后被制度化，才有了所谓的标准雇佣。

“标准雇佣至今也就是200多年，而且还在不断瓦解的过程当中。”张成刚举例，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居家办公的“SOHO一族”（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如今又有新就业形态，这都表明标准雇佣的整个就业范式在变化。

从用工逻辑上，如今企业开始把雇佣时间尽可能切细，“恨不得雇小时工”。例如一家店下午两个小时比较忙、或者只有开闭店时要人打扫卫生，就在这些时候另外雇人。“现在的理念是向市场发放任务，而不是岗位。”张成刚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冯喜良表示，新技术的产生把劳动过程、劳动任务分解成不同的小段，便于标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带来了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也给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也将面临这样的“被分解”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张皓也曾向财新表示，数字平台的出现推动了去组织化和去雇佣关系化就业的大规模实现，需要承认“灵活就业”存在的现实性。

当一种就业形态已覆盖数亿人，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再以“是否传统”为标准衡量，而在于如何规范与保障。

在冯帅章看来，“没有雇主”是灵活就业的关键特征，这带来的好与坏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割：好处是没人管、很灵活，赚多赚少全由自己；坏处是缺乏承诺、没有人提供保障。人们对于灵活就业“坏处”的担忧不无道理，无需完全破除。

但冯帅章强调：“通过规范化，可以让它（灵活就业）发展得更好。”例如对于平台的分层机制、管理机制、算法审计等，应当要强监管，这样才能确保劳动者真正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

另如社保方面，他建议，不一定要将社保与雇佣关系绑定，应确保劳动者无论就业状态、都能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不应让其因缴费负担等门槛限制被排除在系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