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教边学｜我在职校的一天

栏目前言

师生之间或隐或显的矛盾与冲突，是一个屡见不鲜但依然值得讨论的话题。然而，如果仅将其表述为“反抗权威”的二元叙事，则可能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承担着繁重行政与教学压力的一线教师，不仅是教育者，还是身兼数职的情感劳动者，Ta们的疲乏与无措恰恰表明，Ta们同样也是受困于系统的人。

如果可以带着这样的理解回到岗位上，或许可能更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并非置身事外的“管理者”，也是深嵌于系统之中的参与者。只有意识到自身角色对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才有可能在日常实践中发现那些可以真正使上劲的薄弱环节，和教育惯性施加于学生身上的机械与被动斗智斗勇；同时，也能更诚实地直面那些同样沉积在自己不假思索的反应背后的隐病和顽疾，与系统共谋的惰性展开拉锯。

我始终认为，从教师的视角和位置来了解职校教育的基本情况是很有必要的。本次久违的更新将围绕着一个职校教师、职校班主任的工作日常展开，预计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纯粹的经验记录和个人心路历程。下部分是一个相关研究的阅读札记，写法上比较混杂，会穿插一些我的田野经验和该研究的对话。

写在前面：

我在职校的一天

一

7:20，上班路上，领导一个微信电话过来训了我一顿，叫我到校门口“接”班里一个带了四五个耳钉又不愿意摘的同学。

7:40，我在校门口见到了她。一边拉着她往教室走，一边试图安抚她，商量有没有可能妥协一下换成透明耳钉，这样会不那么容易被盯上。

7:45，早读。有4个同学经常迟到，往往第一节后或第二节课后才能到。有2个住得确实很远，我和TA们商量以8:30作为标准——但问题远不止早起辛苦那么简单，TA们各自的家庭情况都很复杂。我在心里盘了一下和不同家长的沟通频率，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一个决策：在早自习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兼顾的情况下，是否还要再次联系那些已经沟通过多次的家长，把学生的情况再说一遍，作信息存档。

教室里，为了12月的考试，大家这学期开始在早读默写单词。我注意到有两个同学一直不参与默写。“管”不“管”呢？我很纠结。我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这样假装看不见。我也知道不默写只是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一个早读聊不出来。早读一结束我立刻要去上课、TA们也得上课，这个现象可能向议题转化的进程会被打断。然而，我左思右想过后，还是去找他俩搭话了。

话没说几句，八点了，同学们要去操场升旗、做早操。这时一个女生过来找我，说不舒服想在教室里休息。和她简单说了两句，我开始往操场走。说实话，我也觉得出操没什么意义，但她的确尤其不喜欢参加各种和“体育”有关的活动。

这个现象背后是好几件事缠在一起：一是学校里“体育”活动多数出于“纪律性”的要求，的确很容易让人抵触。二是她觉得我比较好说话、和我“关系好”，所以总是跟我请假；但比较麻烦的是，每次她请假之后就陆续会有其他人请假，坚持出操的同学常以各种方式暗示我觉得这不公平，这大概说明了TA们之间的那种竞争性关系；操场上人太少我又会被领导要求加强教育，这样压力我不是承担不了，只是也会磨损我的心力。

类似情况的反复出现，让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系统内在的逻辑中，我的角色从来不是一个教育者，而更像一个小监工、一个管理者。

最初，为了缓冲师生关系中天然的不平等给学生带来的压力，我的方法很简单——找TA们聊天，试着通过交谈建立一些私人性的情感联结，希望这种联结能软化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问题在于，这种联系相当脆弱。它并没有真正消除那些客观存在的权力不平等，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一种虚伪和回避。为了维系它，我只能持续不断地投入热情和激情，才可能勉强把那些横亘在谷底的不平等暂且摁住。

退一步讲，即使不讨论这些，这种不容松懈的方式不仅增加我的工作量，也会不断磨损我自己的情感和心力——尤其是当我面对的学生数量较为庞大的时候、当我又一直被其他的狗屁工作拖累的时候。

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所给出的情感支持是极其有限，也极其狭隘，迫切需要一些更具有公共性的面向、更制度化的策略来支持和协助同学们。当师生关系的维持和稳定只能依赖于一些“小恩小惠”，这是否恰恰说明了我们缺乏真正的政治理念？以及，我是否也需要更耐心，给同学们时间来理解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友好？

我仍然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继续探索——当我被放在一个监工、一个管理者的位置上时，到底该如何在学校的规定和我自己的价值尺度之间找到立足之地。

就这样想着这些反复想过无数遍的问题，我走到了操场。

因为在教室里和同学说话耽误了几分钟，隔壁班老师过来和我说，我们班里有两个同学打起来了。站在队伍的最末，我在脑子里演练着处理这类肢体冲突情况的基本步骤，等待着同学们集合完毕。和打架的两个男生了解完情况，还好，问题不算严重，很快调解好了。这时，大概八点二十。我回到工位，开始整理十分钟后第一节课的思路。

12:00左右，午餐和休息的时间。工作群里发来消息，各班还有一些家长没有购买学生在校必买的保险，催促班主任按照表格的统计情况给还未缴费的家长们打电话了解情况，核对购买意愿。根据我的经验，迟迟不回复群内消息的家长，往往是那几个家庭情况比较复杂的同学的家长。

倒数第二节课，复习大作文的题型。一个同学突然接话，说这种应用文很假、很没用。他说出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我没办法，这个确实要考。下课后，我复盘了自己当时的反应，感觉很糟糕。难道这种文体真的没有任何真实情境可以使用吗？组织这样一篇文章的思路逻辑是否在其他情况下是可迁移的？如果某些条件暂时无法改变，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借力，利用它去训练一些必要的能力？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突然想到了那位同学在其他活动中的一些经历，我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些真实的情境给他举例，请他先以更真实的、更个人化的情境作为练习，或许可以让他的抵触感少一些。但，这是否又是在为这个糟糕的考核体系辩护？

这个问题里的矛盾实在是有些老生常谈，我决定先不继续想下去了。还是沿用真实情境的那个想法，第二天重新给他一些更好的答复。——第二天，他没来。

放学后，我进教室溜达了一下。几个负责板报的同学还在教室里，她们背对着我，以一种貌合神离的站位讨论着什么。正要离开，一个女生突然走过来，问我能不能不画黑板报了，很没用、不想画了，还问我如果班级黑板报得奖的话，会不会给我加工资。她零零碎碎的沉默里有按捺不住的激动，这副和平日完全不同的神情冲击到了我。另外两个同学站在和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一言不发，她们的态度我更难以判断。

我带着她们一起去了学校对面的饮品店，希望一种空间上的距离感能让我们都暂时放松下来，更少负担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因此也才有可能清楚地看见目前的问题，同时也让其他两个同学可以加入这场对话，给我机会从对话中梳理“不想画了”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针对每个具体的问题可以做些什么。

聊了一会儿，我明白了，目前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1.一直是几个人在做，她们累、倦怠。

2.有人总是临时加进去，突然想加一个东西，就加了，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临时画几笔的这个人没有把自己的部分画完就走了；这个版本原本有一个整体设计，临时加几笔其实破坏了另外一些同学共创的思路和成果；以及她们画黑板报会加分，那么这个临时加进来的同学要不要加分呢？这里涉及的是工作量分配不均、credit不匹配的问题。

3.除了学校层面的评奖和班级内的加分，她们目前所得到的正向反馈不足，这也是她们会问我如果拿奖我有没有钱的原因。

黑板报得奖不得奖当然不重要，但一些原本应该轮流参与的事最终沦为几个同学的负担，或成为几个人的展示舞台因此令其他人望而却步，是常有的事；遇到合作上的阻力，大家总是先沉默地忍耐，再“突然”地放弃，没有公开讨论，因此也难有机会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调整某些不加思索的工作流程，探索别人的边界、建立自己的边界；以及，同样很重要的是，在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位置时，是否只能被动地跟着强势方的框架和标准走？

也就是说，在面对学校这些相当形式化（用同学们的话说就是“没用”）的要求时，我们有没有可能不使用“放弃”这样一种消极的权利，而是尝试创造性地转化和利用某些既定的规则——尽管这是一种相当不彻底的解法？例如能不能利用教室里的这块空地让每个人有自我表达的机会、有和这个空间产生联结的机会？

我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我们班级的黑板报不参与学校的评比，因此大家可以不管学校的主题更自由地在黑板上画画。

那么大家怎么分组、怎么设置主题；以及肯定会有同学出于对自己绘画功底的不自信、对在公共空间做表达而被审视的恐惧等不愿意参与，我要如何协助TA们打消这些顾虑；这个协助的时间从哪来，如何在TA们上课和我上课的时间里见缝插针；如果这个活动能推行，要设计哪些更具互动实感、更有支持力、有持续可能、生命周期尽可能长一点的反馈机制，而不至于让它又迅速形式化为一项任务，不了了之。

当然，在这之前，大家是否有意愿参与这项新活动，还需要提前做一些私下的调研，一些细节设计还要再和同学们一起想办法。以及，如果最后这个活动真的可以推行，不难想见，领导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黑板报，我该怎么解释……

二

今年是我在职校做老师的第三年，做班主任的第二年。在我自己的观察里，中职班同学的厌学情绪普遍比较高。

要理解这种厌学情绪，需要理清同学们所处的制度结构。

首先，学制本身就有明确的分层。目前我所在的这所职校里有三种学制：最传统的普通中职（两年在校读书，一年外出“实习”），以及两种“3+2”贯通学制——中职高职贯通（简称中高贯通、中高）和中职本科贯通（简称中本贯通、中本）。录取分数上，中本大于中高大于中职，校园内部的鄙视链也依此排序。

与分数相伴而行的，还有户籍这道硬门槛。中本贯通仅限本市户籍。非本市户籍且积分未满120分的家庭的孩子（即随迁子女），中考时只能参加语数外三门，因此只能报考普通中职、中高贯通或近年兴起的五年一贯制，在之后的三校生高考中也只能报考大专院校。

这些制度的分层往往会直接落在同学们身上，被TA们真切地感受到。某次班会课，我和同学们一起看了蒋能杰的纪录片《分》，一个关于外地子女读书困境的故事。当时有几个随迁的同学自动坐在一起，聊起了自己的经历。TA们说了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们就是随迁的，为什么要上那些（语数外之外的）课？反正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那些科目的考试。”其中一个同学是超生子女，户籍积分达不到120分。TA说初中班里只有TA一个随迁的，所以TA后期几乎一直在睡觉（因为未来的升学规划和本地同学不太一样），TA问：“为什么不专门搞一个随迁班？我为什么要和本地人一起上学？”

因为分层带来的无力感是一方面，厌学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来源：很多同学现在学的专业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而这些专业课又占据了每天大部分时间，所以TA们在学校里一直很无聊、很痛苦。

即便不提兴趣，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职业学校实际教授的技能，往往跟不上市场需求。但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从宏观角度看，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迭代很快，而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在师资、实训设备、培养方案上的更新却缓慢得多。

以师资为例：就业市场上的垂直领域越来越多，能力要求也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尽管学校在培养方案上努力跟紧市场，但专业课老师往往承担了大量行政任务，很难系统性地提升自己。

一些基层专业课老师，在专业组和德育任务之外，很可能每年要教好几门不同的课——这些课往往是有些关联但实则差异很大的二级学科，没有教材或只有相当陈旧的教材是常有的事。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TA们自己的学习成本也很高。因此，课程质量不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老师个人。尽管有所谓“校企合作”，但覆盖面广、真实有效的合作却很少见。

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其实从学制分层就开始了。

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老师们投入的精力、比赛资源的倾斜，都更偏向中本的学生，而中职则处于最底层。师资的紧张、培养方案的陈旧，在中职班级里往往更突出——只是这些问题很少被认真讨论。

回到我自己的学科。大概百分之五十的内容被升学考试限定死了，这是校园场景里绕不开的。

对于这个板块，既不能完全回避——否则学生会觉得“到职校来就是随便混混”，反正随便找个学上就行；也不能走向优绩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极端。

不过问题还在于，在这百分之五十的内容里，推进也很不容易。职校班的同学们知识基础和学习习惯差异很大，课堂进度很难推。很多老师的处理方式是把课程内容压在一个不太难的平均值上。结果往往是：水平好的同学觉得太简单不想听，而那些原本要照顾的同学从来就没想听。最后白干一场，完全没人听。

因此我也开始考虑，在已经确定的百分之五十之外，是否可以好好利用这剩下的课程容量？

教过不同学制的同学后，我逐渐发现其实应该有两种课程设计的逻辑，一种是比较Lecture式的，其实也是大多数老师的上课方式，这种方式在备课上最省力，所以我也常常采用，不过会在难度和深度上有所增加，希望给同学们一些智识上的挑战，这种课程设计的逻辑在中本的同学那里反馈还不错，但在中职的同学这里就稍有文不对题之感。

那么，是否存在一另种课程设计的逻辑？即重要的不是答案或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思辨，而是首先允许同学们的真实经验能够被看见和讨论。

对中职的同学来说，TA们来到中职，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我真的很讨厌上学，我在学校教育里受过很多伤害。得先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我们才能谈在课堂里能学什么，以及如果不回应这样的问题，TA们的确越来越趋向于把自己彻底放逐到线上世界里。

怎么在课堂上回应这个部分，是学校的教育体系必须去思考的。不是站在老师中心的角度说我如何去吸引学生，而是，学生关心的问题能否进入课堂。

对学生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教学可以在个人生命史经验上的有关、社会意义上的有用、显性课程范围内的知识之间找到交叉点。

然而，这要求老师在课程设计上花很大功夫，也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再斟酌：

首先，必须特别了解同学们，才能结合规定的课程计划做出能够回应TA们真实经验的设计。

每一个问题，或者让我们用更中性的词语来描述它，“现象”。每一个“现象”背后对应着的都是一个议题。然而班级内有各种各样的小群体。这一个议题可能并不是所有人的议题。以及，老师的日程安排和同学们的日程安排有交集的地方就是课堂。所以，也令我困惑的是，当我想要和同学们讨论一些真实的经验时，我是否在擅自决定TA们的时间安排，为TA们下判断，认为这个是TA们的议题？我是否非常暴力地做了很多决定？

其次，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班级往往不是一个让同学们感到安全的表达空间。班级和社群都是一群人，但有两处关键的不同。社群的伙伴往往有一定共识，社群也是一个可以离开的地方；但班级不是，同学们来到这里并不出自愿选择，在这个带有强制性的环境里，离开也是很难的事情。

在我还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曾经相当天真且不自量力地和同学们聊过性别问题。当我们讨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遭遇时，男生们在当下都是沉默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当时的沉默并不意味着认可，TA们只是看起来无话可讲。很多男生都呈现出了一种网络舆论里的常见反应：“我也在这个社会里也有很多艰难时刻和不被平等对待的感受，怎么没人聊呢？”

在现在的班级和学校里，都是女生更多；我作为师生关系里的强势方，也是一个女性。因此，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讨论女性议题，的确可能会让TA们更觉得被压抑。以及，一些常见话题里的性别视角太显而易见了，不具有现实处境里的交叉性。TA们往往只会觉得，可能是这样吧，但这些和TA们在这个社会里所感受到不平等因此产生的不适并不能抵消。

厌学从来不是学生单方面的“态度问题”。它是制度分层、资源分配、课程滞后、师资困境、课堂现实的矛盾，共同挤压出来的结果。我或许可以在那百分之五十的自主空间里做一点调整，可以试着让经验进入课堂，可以在一次次不完美的讨论中学习如何不让某一群人感到被压抑。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这些努力既无法撼动结构，也无法替代结构本应提供的支持。更棘手的是，连“如何正确地回应学生”这件事本身，也布满了权力关系的陷阱——我是否在替TA们做决定？我的课堂是否成了另一个让TA们感到不安的空间？我的各种自以为开放和进步的尝试，是否反而让一些人更加沉默？

作者：十一

编辑：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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